北京出版社

　　罗庸（1900-1950，字膺中，号习坎）的前半生是和北京这座城、和北京大学连在一起的，他的后半生则是和昆明、和西南联大紧紧连在一起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的书丹是罗庸，校歌歌词的作者也该是罗庸。

　　罗庸的学问大成于西南联大。那著名的《鸭池十讲》，就是因地而名，当时昆明又名“鸭池城子”。他的《习坎庸言》，也是在昆明为诸弟子说法。罗庸讲课风格深受学生喜爱。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他的杜诗课和闻一多的唐诗课是联大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罗庸的学养全面而深厚，他的成就主要包括思想与思想史以及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他在思想与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儒学述要》和《习坎庸言》。罗庸用包剿围攻的方法讲《论语》和《孟子》，有《论语本证》《孟子比谊》讲义。他的《孔学十讲》（昆明中法大学史学会讲，1943年）和《读经问题》（昆明五华学院讲，1946年）不可得见。幸有《儒学述要》作为大家小书系列之一出版。罗庸强调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就是儒家的根本精神，就是一个“仁”，克己复礼为仁。这仁的功夫，只在日常的视听言动之中，并非在生活之外，别有一事。吴晓铃在《罗膺中师逝世35周年祭》中说：“众所周知,先生的道德文章属于儒家正宗,其中还融有释老之学；如果生在唐世,近乎所谓‘三教论衡’。”罗庸说：“儒学要在力行亲证，决不许你徒腾口说。”《儒学述要》分四讲：周礼与鲁礼，孔子与颜渊，曾子、子思与孟轲，七十子以后的儒学，分明是简明扼要的儒学史，他特别强调“寻孔颜乐处”，真正懂得乐的人，要深刻了解生命是不息的。

　　《习坎庸言》该著内篇勉学第一、识仁第二、六艺第三、读史第四、九流第五、理学第六、经世第七、文章第八，次序井然，不容颠倒。先讲学，上承《论语》首拈“学而时习之”，及《荀子》开篇《劝学》。第二识仁，标举程子《识仁篇》，这个仁用现代语言释之，则属全生命的活动。而后治经、读史、参稽诸子，而后理学、经世文章。外篇则种族第一、文化第二、质文第三、礼乐第四、乡党第五、学校第六、儒侠第七、风俗第八。首揭种族，因为时当民族危机之中，他强调各民族实非一政治组织，乃为一文化组织，非一血统集团而为一文化集团。必先明吾族文化之大源，人人守其本位，先明白本乡本土文化之传统，而发扬光大，进而谋权全国文化之混合，是即报国最善之道，固不必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也。文化篇承种族篇，下定义说，文化为一民族，乃至一个人之生活态度，呼吁我们应满含眼泪，为中国文化找一出路。自救个人始，个人有办法，国家始有办法。而后质文篇又详论之。基本上内篇是思想探索，外篇是社会思考。而罗庸讲座的次序是内篇一，外篇一；内篇二，外篇二；内篇三，外篇三……以此类推。也就是说罗庸思辨的学理追求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交织进行。这本书很薄，但它足可以媲美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冯友兰《贞元六书》、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是当代学人努力阐扬传统文化，自觉探究如何构建新的儒学系统的大书。

　　罗庸在文学与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鸭池十讲》和《中国文学史导论》。他不满足于文学史作为文学潮流的记叙，以及文体流变的考述，在《中国文学史导论》中鲜明提出“缘生史观”，以“宗趣论”“方法论”“史料论”来综包全局，详细提出自己对中国文学史的新构想。他强调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民族内心发展史，为测定一民族文学之前途，故治文学史。他强调必须站在文化史的立场，通观文学发展史。文学史的任务是准确地语人以今后文学发展途辙。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几个新问题与新见地》中提出“展拓与发明的四基建”——新材料、新工具、新问题、新见地。这明显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推进了一步，甚至比后来程千帆先生的“新领域”“新方法”都更为系统全面。这些是和他考古学的素养攸关的。

　　就某一类文体而言，他强调其发展演变犹如生物之新陈代谢，其动力一来自民间，二来自外族。例如罗庸讲词说：“晚唐迄南宋之词，论其演变，约得三期：一曰教坊乐府，二曰诗客曲子，三曰文人雅词。研词史者，当于教坊乐府探词调之由来，于诗客曲子名词体之渐变，于文人雅词辨家数之异同；而后令引近慢之轨迹可明，周吴姜史之渊源可识。……本课程意在就史迹之探究，作执事之欣赏，庶源流优绌，彼此互明。”（《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罗庸讲文学，现在我们留有郑临川、徐希平先生整理的《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文学，就是“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二）和（三），这本书处处可见其宏阔的视野和开拓创新的精神。

　　就具体作家作品言，罗庸对楚辞、陶诗、李杜，均有专题研究，这不禁让人想起闻一多。闻一多也开楚辞与唐诗课，他们对于诗歌的古体近体之变都特重陈子昂。郑天挺1944年6月1日的日记中说：“膺中、一多皆欲开《楚辞》及中国文学史（一），相持不下。佩弦调停，同时并开。”以此他们成为一时瑜亮，为后来联大学子津津乐道为学术有自由。郑临川说，闻一多讲唐诗，也是为新诗在找出路，而罗庸又何尝不注重新文学的成就呢？罗庸讲旧诗，也不时提点新诗的前途。罗庸对鲁迅先生欣赏尤加。他们共同的朋友许寿裳在《怀旧》一文中云：“鲁迅是诗人，不但他的散文诗《野草》，内含哲理，用意深邃，幽默和讽刺随处可寻。就是他的杂感集，依罗膺中看法，也简直是诗，因为每篇都是短兵相接，毫无铺排。”罗庸不仅研究文学与文学史，其自身也有创作，抗战期间有一系列的俗文学问世，西南联大校歌列于前文，郑天挺1938年2月6日日记抄录了一首他们即将离开北平前，罗庸的一首诗《戊寅人日前一日和落照（闻宥别字）韵时将有滇越之行》：寂历蛮荒道，间关犯雾行。偷生余半壁，忍泪望中兴。亲舍空云海，家书匿姓名。戈省惊独夜，万马正东征。

　　“忍泪望中兴”是罗庸的生平写照；“家书匿姓名”不幸成谶，他几乎被后来人忘记了。

　　合而观之，我们可以看出身后寂寥的罗庸先生，曾经是北大和西南联大响当当的名字，他博古通今，能书能诗能史，善于讲课，在文学与思想上均有重大建树，或者说是中国文学史的拓荒者之一，也是从传统文化中着力探寻鼓舞人心、发奋图强的精神力量，努力创建与时偕行的新儒家思想体系的大学者之一。（蒙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