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的“三王”，是一个时代的经典，至今依然具有持久的感染力。

　　一直以来，我都赞同司汤达所说——许多人会对泥泞的道路皱起眉头，却很少会去想道路因何而泥泞，负责那道路的管理者是否失职。批判轻而易举。人们批判愚昧、批判战争、批判阶级矛盾，但真正有力的不是批判本身，而是它背后冷静的思索，在愤慨的谴责后那声经久不散、引人驻足，穿透了时空的回音。从本质而言，《孩子王》并非一篇以批判为主要目的的小说。它所做的是反映现实的表层之下，一种超越当时的时代背景、直至现今仍有意义的现象。它抛出了难以回答又无法回避的问题——“虚”与“实”究竟为何物？它们有多大的区别？它们又是在哪里划清了界限？究竟要如何才能不将两者混淆？

　　故事中走入教室的老杆并非教师，只不过校中无人，才被请来暂任此职。而迎接他的与想象中大相径庭——已经初三的孩子们上了许多年的学，却连课本也没有。他们格外遵守礼节，在上课时本能般地起立；一个名叫王福的孩子公然谴责他不会教课，将“正确”的教学方法说得头头是道。困惑不解的“我”找到学校的负责人，得到的则是令人愕然的答案：要体谅国家的难处。

　　王福所说的教学方法毫无缺漏，也完全符合国家的要求，本应是完美的。然而，他们接受的教育是畸形的——他们听惯了关于阶级斗争的长篇大论，但却连字也不认识。

　　这种畸形的成因不在于对教学的本质毫不重视、只拘泥于表面形式的吴干事，他这类人所做的，也仅仅是听从上级的指示而已。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国家所制定的标准就如冰川消融化成的水流，在经过了山川河谷、到达这座小村庄时已经不再清澈，只剩浑浊的污泥。那么，是什么使得清泉变得浑浊？本质的东西消失殆尽，传下来的唯有空壳般毫无意义的形式。该被指责的不是某座山川、某个河谷——隐患不存在于特定的某处，而存在于整个庞大的体系之中。

　　当时正处“文革”的大背景下，又是在这样一个村落里，教育的受重视程度不言而喻。自然，这些孩子永远不会踏入更高等的学府，而会在离开学校后如成人一般生活。可在这寂寥的方寸之地，他看到了孩子们的眼睛。那些诉说着对知识的渴求、熠熠生辉的眼睛。他明白，没有任何人有权否决那样自然而恳切的向往。

　　体系出现了巨大的漏洞，而他这般的凡人只是惊涛骇浪间的浮木，就算奋力挣扎亦无法将大局逆转。可有一件事是他能做的——他可以作出自己那微不足道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最基础的汉字，将这些他们十几年前就早该开始学习的知识从头教起，缓缓道来。只要仍然站在讲台上，他就将继续贯彻自己的这份执着。

　　他不是老师，但他们是他的学生。编外的老师，这样的设定本身就是个隐喻。

　　《孩子王》中描述的现象仍困扰着如今的世人。这个问题存在已久，也许甚至和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虚”为徒具形式，“实”为不忘本心，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无数次，两者仍会被混淆和扭曲，体制的外在越光鲜亮丽，越可能不过是虚有其表的谎言。

　　在这场持久的辩论与沉思中，唯有一件事我得以确信。以一己之力违抗出了错误的体制，这种行为并不是愚蠢的。最终那位尽职尽责的代课教师被迫离开了他的学生，但他没有枉费苦心。一切都有其价值。他确实将知识传递给了渴望着的孩子们，而这短促的火花所遗留下的微光，也已经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痕迹。无可否认，对于整个体系而言，这只是微小到足以被忽视的改变。

　　但那无关紧要。在虚与实、黑与白都彼此重叠的地带，在两者越来越难以区分时，改变的影响是否微小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有这世上某处，像那样的一间教室里，仍有忙于书写的倔强身影，仍有粉笔落在黑板上的轻响，仍有那些因渴望而明亮的眼睛。（叶漪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