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肯定的，并且用《千字文》记数标序在古代很普遍。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诞生于一千五百年前的《千字文》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古代经典著作之一，虽然不一定能全文背诵，但能脱口而出前面几句的人大有人在。

　　《千字文》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可能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蒙学经典，后人径直将其并称为“三百千千”。所谓“蒙学”便是启蒙幼童的著作，教幼童识字，也将一些基本的文史常识、道德理念用简洁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幼童。

　　说到《千字文》的诞生，其实与书法的关系十分密切。有记载说梁武帝萧衍教诸位王子学习王羲之的书法，他命一个叫殷铁石的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中选拓出一千个无重复的字，但这一千个字杂乱无序，这时萧衍想到了很有文才的周兴嗣，对他说：“卿有才思，为我韵之”，也就是说不仅要将这一千个字缀合成一篇文章，而且必须是押韵的韵文，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周兴嗣领过任务后，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编写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千字文》，萧衍对此十分满意，对周兴嗣大加赏赐，而周兴嗣为了《千字文》一夜之间鬓角斑白。

　　由此可见，《千字文》的诞生是为了方便王室学习王羲之的书法，但《千字文》与书法的密切关系竟一直持续至今。古代书法家很喜欢写《千字文》，尤其名家之作流传后世，为初学书法者反复临摹，南朝智永（有意思的是，他是王羲之的七世孙）写过《千字文》，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写过、怀素也写过，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早年临摹过智永的《千字文》，后来也留下了自己的版本。

　　除此之外，《千字文》在古代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记数与标明顺序。

　　明代编纂了一部道教经书总集，这就是《正统道藏》，该书卷帙浩繁，共五千三百零五卷，分装四百八十函，每一函用《千字文》中的文字标序，如“天”字函即第1函，“地”字函即第2函，一直排到了“英”字。对于规模庞大的书籍，古人常用《千字文》标序排号，因为《千字文》容量大，很难用尽一千个字，除此之外还有用韵书排序的，这点我们以后再谈。

　　古代发行的纸币上也能见到《千字文》的踪影。古代也会在纸币上标明印制批次，这叫“冠字”，最早使用冠字号码的纸币是南宋纸币，用的是大写中文数字，而据记载金代、清代都用《千字文》中的文字给纸币冠字。

　　宋人陈规撰写过一本《守城录》，这是关于城池防御的一本专著，其中提到守城士兵的安排，“城上以《千字文》为号，每步一字，每字一人，以五人为一甲，十甲为一队，互相统制分布城上”。

　　用《千字文》记数标序这种做法也延续到了近代。1930年代武汉大学建造学生宿舍时，即以《千字文》为序命名，有“天字斋”“地字斋”直到“张字斋”。

　　（罗慕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