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物质遗存来研究人类的古代历史。这就要求考古学必须是一门严谨求实的学科，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还要以各种手段对这些材料辨伪存真，尽可能地还原人类古代社会的本来面目。
现代的考古学强调田野调查，是20世纪初从西方输入的，它的前身是传统的古器物学。宋代金石学家吕大临论古器物学之目标，曰：“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此话于今亦足取。考古学家李济曾转引吕大临的这句话，将中国近千年停滞不前的古器物学归因为没有做到这三点，由于传统秉持的文物赏玩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蔽了“了解”，理性的不足带来的后果，就好比一座地基不牢的建筑物，很难持久地站立。
以前贤之言观照，我们大概能理解博物大家孙机一直以来致力于普及物质文化研究之意旨。“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成就，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五千年辉煌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本国情，本应成为常识，本宜家喻户晓。”孙机出版《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时如是说道。常识之缺，不仅未能家喻户晓，就是连学者、专家也多有不明之处。孙机的《从历史中醒来》是他历年来发表在各类期刊上的论文，相比《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学术性更强，目的正是为了打好古器物学的地基，经多方综合比较，尽可能详细周密地校勘，对古器物原始材料做了一番有价值的重新审订。
古代物质文化范围很广，问题很多，千头万绪，难以细说。断定一件器物的时代，可以说是器物学家最需要用力的工作。孙机在掌握传世史籍资料、出土文物资料以及域外资料的基础之上，纵横比较，详加分析，尤其注意考证具体器物中透露的年代特征。现在的造假水平太高，科技手段未必能验明它的真身，人的学识素养和判断力很重要。
比如，《关于一支‘唐’镂牙尺》。这是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之一，它发表在初版的《中国古度量衡图集》上时，定名为“唐鸟兽花卉纹黄牙拨镂尺”。该藏品纹饰的题材和图案的布局和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镂牙尺相近。孙机对此尺之唐代认定打了引号，表明了他的怀疑态度。孙机认为，此尺纹路模糊，笔力不贯，凤、狮、鹿、鹤等鸟兽刻纹形象窳弱，不符合唐代官制工艺品的水准。那个鸟头兽身四足双翼的怪物在唐代文物中从未出现过，和吉林集安长川一号墓的一幅5世纪中叶高句丽画师的壁画倒很仿。另外，此尺的云纹、宝相花纹和一些花卉纹中多有破绽。最明显的，如正面第8格刻有荷花和喇叭花，唐代花卉习惯将荷花与荷叶一起描摹，而此尺却不见荷叶而代之以喇叭花，显得不伦不类。
举此例，证考古之意义。孙机所言，待专家商榷，学术之争鸣、求真之态度，则是考古的根本。考古学没有金科玉律，它的发现日新月异，不仅可以辨伪，有时甚至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比如，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考古成就为夏商周三代文明找到了依据，然而，随着70年代以来不断出土的考古新发现，传统上的中原地区之外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文明的起源。这动摇了我们长期以来抱持的古史框架。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说过，“一枝花”代表不了“满园春”，“星星火”比不得满天星。仰韶和龙山固然重要，但“中原”并非最先朝文明迈步之地。无论从考古学发现，或是从传统的民族系统，或是从中国各地的自然生态差异，此论在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
至于本书中琳琅满目的各种古文物：弓形器、玉具剑、床弩、日晷、梵钟、秘器、鹦鹉杯、刺鹅锥……凡此种种的考略，皆可见孙机深厚的学术功底。以我们所处之时代，搜集查证的条件比之古人便利了不知多少倍，艺术设计要求忠于历史，然则荧屏上常见各种捏造纰漏，而学术界也常浮夸成风，这大约是孙机“呛声”之缘由吧。比如，《诸葛亮拿的是“羽扇”吗？》。说到诸葛亮，人们头脑中就会浮现谈笑风生、羽扇轻摇的形象。甚至把“摇羽毛扇的”作为了谋士或智囊的代名词。这种刻板印象以讹传讹，其实是一种误解。孙机与我们细语分说，穷究追底，原来诸葛亮拿的应该是麈尾。这其中还包涵了魏晋“麈谈”的清谈风尚，文化寓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同于《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温润平和的气质，孙机在《从历史中醒来》里时露峥嵘，甚或咄咄斥责。即便读书大家邓云乡，孙机也有所批评。《红楼梦》第五三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中说：“贾母歪在榻上，和众人说笑一回，又取出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邓云乡说这里有个问题，“试想，贾母年纪大了，眼镜匣子所装，自然是老花镜”，而“老花镜是看近不看远的”。孙机对“试想”“自然”这类揣测的用语，对今人仅从想象出发而妄议的行为表示不满。他在《中国早期的眼镜》这篇文章里搜集了各种文献和实物资料，可以看出当时眼镜的流行程度很高，雍正和乾隆就都配有很多眼镜，富家老人往往备有老花镜和近视眼镜若干，在不同场合替换使用乃是常事。
很多影视剧让人觉得太假，大概跟细节不到位有关。一部好的历史剧，肯定要在搭配的器物上花心思。1987版的《红楼梦》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考证工夫到位。曹雪芹写王熙凤出场时的打扮：“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横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这身装扮尽显“凤辣子”的本色，很好地在剧中得到了还原。每位演员的衣着、妆容、配饰，乃至小到捏在手心里的手绢儿，都要细加考量，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从细节做起，才可以把观众带入氛围，真正融入到影视剧身处的场景。
器物的本质是内化了的历史。大体说来，一种器物的形态表现，或可看做生物的演变，形态的变异是随着器物的年岁依次显露出来的，把历史推进的轨道与器物变化的痕迹——两者相依的关联，明晰系统地揭示出来，实在是古器物学家很好的中心课题。器物本身包涵着其中的相关观念。对于一件器物，尽量占有已知的事实，能把它的原始说出来，通过对器物本身的认识寻找它的解读方式，对于这一器物以及历史，才能拥有较全面的了解。
我们所追求的器物学，并非只强调物质本身，尤其对于史前史，能够反映远古时代光芒的证据，不仅是考古获得的各种实物证据，还要算上依附在这些器物上的神话和传说。孙机以他的博闻强识，仔细考证古文物中所见之犀牛、貘、猎豹、金丝猴等形象，还辨析了长颈鹿与麒麟的异同，以及三足乌的传说为何出炉，这是饶有趣味的古生态场景还原，这也证实了神话的转化源于对现实的刻意化解。中国神话史的一大研究目的，就是尽量分析出神话的本来面貌，还中国文化传统以清流渊源。
神话对于原始社会来说，是世界观和现实观的基础，为历史演变的自我认知提供了基础。关于历史向神话、经历向记忆的转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鸷鸟、神面与少昊》一文。根据孙机引经据典的分析，图腾制度不是人类原始社会的普遍存在，也不是为稳定族外对婚制而建立起的社会制度。孙机认为，中国古代无须通过图腾制也能理顺婚姻关系。不过，在婚姻制度之外，比如社群阶层等方面，图腾信仰是否形成了制度？我觉得，这个问题还需要文物学家的进一步研讨。
《豆腐问题》《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等文章则对我们印象中的“悠久历史”加以阐释。豆腐并非淮南王发明，这个讹传是朱熹在《咏素食》诗歌中自注，翻遍宋代以前的典籍，都没有淮南王创制豆腐的明确记载。但这个说法在近年来的文物考古中却被不断肯定，因此孙机费了一番心力查证说明，破解这个传说的不实。茶的情况和豆腐类似，也只是假托神农发现，溯根追源，梳理《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这一条“茶之路”上走过许多伟岸的身影，但它的源头的确不可考了，或许就是布衣百姓劳作时的偶然发现，而我们现在要克服这种攀附名望的习惯。
《从历史中醒来》全书总共五十篇，大半皆是正本清源、纵横捭阖的质疑之作。每件器物，都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每个传说，都透露着历史的线索。器物属于过去的时代，它的内容、意义以及身处的生活环境需要得到解释，它所内涵的文化密码需要学者们的可靠解析。（林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