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也开始注重市场化的书名

　　1790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8月22日，乾隆收到内阁大学士尹壮图的一道折子。这道折子的矛头所向正是乾隆晚年“发家致富”的“议罪银”，也是大贪官和珅的重要财路。在折子中，尹壮图直陈“议罪银”本质上助长了大臣们公然违法，成为合法的利益输送渠道，很多地方因此出现了巨额财政亏空。

　　尹壮图讲的当然是大实话。如果按照《戏说乾隆》《还珠格格》，抑或《乾隆七下江南》等影视作品形成的逻辑套路，英明的乾隆大帝定会勃然大怒，也定会在大怒之余派人暗中寻访，然后将贪腐者绳之以法。著名历史学者张宏杰在《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中原原本本地告诉读者，读到尹壮图的折子后乾隆确实怒了，也确实派人前去调查，甚至也派尹壮图一同前往。不过，乾隆主导的这次调查事前先发了通告，同时乾隆以调查是尹壮图自找的，所以调查盘缠尹壮图得自掏腰包。有“预先号令”提前打招呼，调查自然是朝着乾隆最想要“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结果发展，乾隆也因此错失了整饬吏治的一次契机。

　　相较于历史上的诸多帝王，乾隆可能是近代影视作品中戏说最多的一位皇帝。无论银幕还是荧屏上的乾隆，伟岸、幽默、大度、风流、英明、神武……他可以毫无拘束地与宰相刘罗锅一起脱光身子泡澡，还可以不顾君臣之别与协办大学士纪晓岚对酒当歌，然后拌嘴作乐，更多的则是说他如何如何频频暗访，伸张正义。对于观众喜闻乐见的这些段子，张宏杰一开头便很不客气地一一予以否认，特别指出乾隆的身材并不高，有马戛尔尼的文字为证；乾隆也“不喜欢喝酒”，因为他一生写的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诗里从不见一个“酒”字；乾隆不可能微服私访，因为这样违反了他极其看重的“祖制”。

　　在本书面世之前，张宏杰已推出了《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张宏杰讲乾隆成败》等著作，可以说对乾隆这一形象烂熟于心，自然手到擒来。本书中，张宏杰从政治、爱情和性格三方面梳理了乾隆的一生，既承认了乾隆伟大的一面，如人口逾3亿，GDP更是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疆域面积达到了1380万平方公里，主持修订的《四库全书》近八万卷9.97亿个字；同时也指出了“乾隆身上的缺点”，如晚年骄傲自满，不思进取；大兴文字狱，仅销毁的书籍便达六七万卷以上，相当于另一部《四库全书》；带头腐败，推崇“议罪银”和变相鼓励上贡；误判国际形势，错失了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机遇……

　　毫无疑问，登基前十三年，乾隆开明豁达，注重民生，前后五次减免农民税款共计2亿两。据统计，乾隆年间，所减免的农业税，相当于五年全国的财政总收入。在位六十多年，有整整五年，乾隆不收全国人民一分税钱。乾隆也确实体恤百姓，比如在得知安徽太湖县因灾荒百姓吃“黑米”（陈化粮）一事后，他坚决在皇宫里用陈化粮做了饭，还亲自尝了一口，并赐给他的那些皇子们，要他们人人都尝上一口，其目的就在于察民情，知疾苦。乾隆在救灾方面也特别大方，“平均每年救灾的钱，是雍正年间的十多倍”。

　　当然，乾隆的许多努力，自始至终体现了两个字，那就是“封闭”。即便是平定准噶尔，仍然是自我封闭理念的一部分，因为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打开西北大门，而在于通过兴兵，进一步巩固大清的铜墙铁壁。在这个封闭的“铁屋子”里，外面的人如果想进来，要么得屈尊接受大清严苛的礼制，要么必须倚赖坚船利炮轰开“铁门”。所以，1793年，当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率领上千人的庞大使团来华时，夜郎自大的大清上下习惯性地选择了居高临下。也正因对马戛尔尼不肯屈服清朝礼制的强烈反感，原本对英国使团带来的数千件“西洋玩意儿”充满好奇心的乾隆，最后替之以极为轻蔑的方式给了洋人以迎头“痛击”。

　　不过，最终痛的不是洋人，而是大清。英国使团这次来访，名义上是为乾隆拜寿，实际上也是通过腹地侦察摸摸大清的军事实力。乾隆离世仅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火便熊熊燃烧在中国沿海。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英国下议院曾围绕是否发动鸦片战争展开激烈辩论，而最终起了重要作用的那位议员——小斯当东，当年曾跟着父亲还有马戛尔尼使团一同访问大清。他认为，和颜悦色地同大清谈判实现通商毫无可能，所以他的态度异常坚决：“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

　　强者无畏，掺不得任何水分。乾隆后期的大清早就变得外强中干，表面看财政收入高达8000万两，粮食产量亦高达2088亿斤，但相较同一时期的英国差距甚远：当时，一个普通英国农民家庭年收入约合当时清代白银472两，而普通中国农民家庭年收入不过32两；乾隆后期粮食年人均占有量仅780斤，低于秦汉时期的985斤。《人口论》的作者马尔萨斯在闻知中国“人口似乎受迫，人们习惯了靠尽可能少的食品生存”的事实后断言，“这种情况下的国家必然面临饥荒。”

　　1799年大年初三的早上，禅让帝位仅三年的乾隆匆匆离开了人世，而在去世前一天，他“还作了《望捷》一诗，就是期盼平定白莲教的捷报早日到来”。始于1796年的白莲教起义，无异于以血的事实印证了“马氏预言”。

　　张宏杰认为，自孝贤纯皇后逝世，乾隆的统治方针开始由儒入法。不过，法家尚且有法可依，法家之所以为人诟病只是因为其法过于严苛。而乾隆之法更大程度体现了个人意气，甚至是不惜凭空捏造。比如处死浙江上虞疯子文人丁文彬，而“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类似丁文彬这样的疯子死的案件多达二十一起。其中七起案件中，当事者是被凌迟处死的”，另外十四起要么“斩立决”要么“立毙杖下”。乾隆在打击三朝肱股老臣张廷玉时，更是充分彰显了无中生有、吹毛求疵的能耐。类似案件数不胜数。

　　这么说来，以“由儒入法”为由替乾隆后期的过失开脱未免太过牵强，说老年的乾隆颟顸昏聩并不过分。至于乾隆后期的“蜕变”，显然不同于张居正逝世后的万历皇帝，也不太可归因于孝贤纯皇后离世后的情绪“突变”，至于更深层次原因，想必颇值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