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新闻
放大镜
无亲历,不办案
2019-11-11 09:46:00  来源:
 员额制改革刚开始那会儿,有人曾打趣道:以后有了案件,卷宗交给助理阅,报告交给助理写。员额呢?员额只负责改文书、下结论、签名字就行。这样一来,员额就可以一边喝着茶一边就把案件给办了。

 

 

这不免让我想起电影《让子弹飞》里姜文饰演的“张麻子”的一句台词。他在冒充县长上任鹅城时对师爷说:“我是想站着,还把钱挣了!”

 

 

套用“张麻子”的话,员额真的能“一边喝着茶”一边就把案件给办了吗?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办案亲历性”的话题。

 

 

 

 

 

 

“办案亲历性”的内涵

 

 

 

办案亲历性是司法亲历性的一部分。“司法亲历性是司法工作的重要原理,也是司法规律中行为规律的重要内容,在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中居于重要地位”。

 

 

 

从字面上看,“亲历”就是“亲身经历,亲力亲为”的意思。办案亲历性,通俗点说就是办案主体必须亲自办案。以刑检业务为例,则要求办案人员在阅卷、讯(询)问、证据审查等程序性和实体性工作中体现和发挥办案主体的作用。

 

 

 

概言之,“办案亲历性”的内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五个方面:

 

 

 

1)直接接触、审查证据。对于诉讼中事实的认定,应依据有关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这是证据裁判原则的核心内容。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就是一个不断通过已掌握证据逐步还原犯罪事实、发现案件真相的过程。这就要求办案人员必须对在案证据的种类、数量及所要证明的内容了如指掌,对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加以分析判断,进而搭建一套全面系统的证据证明体系。只有实际接触并审查证据,办案人员才能最终形成指控或否定犯罪的内心确信。表现在实务中,这些工作则要靠阅卷来实现,即通过阅卷来形成对全案证据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知。比如,在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出庭公诉过程中,辩护人对犯罪数额提出了异议,公诉人(员额)由于庭前未亲自核对数额,导致无法当庭给予回应,影响了指控犯罪效果。

 

 

 

2)直接调查、核实证据。证据证明能力是否充足,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又是否有需要非法排除的情形,都需要办案人员在阅卷之后进行深度思考。也就是说,在对证据进行书面审查的基础上,还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对被害人和证人进行询问,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必要时找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咨询。这就是调查核实证据或者说证据复核的过程。通过证据复核,进一步发现证据疑点,弥补证据瑕疵,夯实指控基础,实现办案效果。举例言之,承办人在核实言辞证据时,必须要面对面进行讯问或询问,通过察言观色以辨别言辞真伪。“司法人员通过近距离观察鉴别言辞证据真伪的方法,并不因时代变迁和技术发展而完全过时”。

 

 

 

3)直接制作、审核文书。这里的文书是指审查逮捕意见书、审查报告、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及各种理由说明书等实体性文书。这些文书包涵了承办人对证据、事实和理由的梳理、总结和归纳,既是阶段性办案成果的体现,更是办案人员的智慧结晶。一份质量上乘的检察文书需要反复修改、精心打磨,从动笔到出炉,无不凝结了承办人的心血和汗水。制作一份禁得起各方检验的法律文书需要以熟知事实、证据以及法律规定为基础,需要翻阅一页页卷宗,审查一份份证据,思考一个个问题,绝不可能对照模板“完形填空”。尤其是在制作语言高度凝练或者需要强化说理的文书时,不吃透案情根本是不可能的。

 

 

 

4)直接出庭指控犯罪。出庭法庭支持公诉是公诉人的天然使命,也是打通从指控犯罪到犯罪证成的最后“一公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更强调庭审实质化,即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以实现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是法庭讯问、举证质证还是法庭辩论都对公诉人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种走过场式、应付式的出庭方式将难以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出席法庭支持公诉不仅是为了指控犯罪,更是为了发现并纠正诉讼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若不亲历庭审活动,也难以实现检察机关的监督使命。我们常常看到有的员额在庭上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公诉席成了助理一个人“表演”的舞台,这就是员额没有亲历尤其是深度亲历办案的结果。

 

 

 

5)直接向有关方面汇报案件。检察权是具有行政权色彩的司法权。在遇到定罪量刑等法律适用难题或者其他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时都需要向上级院做专门性汇报。而汇报都带着问题、带着观点、带着意见,特别是口头汇报更是对汇报人案情掌握程度的考验。承办人应该是最为熟悉案情的人,当然也是汇报案件的主要责任人。因此,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是承办人的人又如何完成汇报案件的工作。

 

 

 

 

 

 

 

 

 

“办案亲历性”的主体

 

 

 

长期以来,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审判机关,都存在着“办案与定案分离”的问题,比如检察机关的“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分管副检察长决定”的三级审批制。“行政性办案方式”下的层级审批制有着“检察官主体地位无从体现”“不利于办案责任制的落实”的弊端,导致司法办案“欠缺司法特征”。

 

 

 

而发轫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员额制改革就是为了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责任制,突出检察官、法官办案的主体地位。员额制改革推行“谁办案谁决定,谁决定谁负责”的要求,从而改变了“办案与定案分离”的局面。

 

 

 

对检察机关而言,员额制改革后的办案组织形式包括独任检察官和检察官办案组两种。但基于目前的办案系统和案件分配模式,检察官办案组的形式较为少见,一般是以独任检察官的形式出现。员额检察官在办案时,往往会配备必要的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等检辅人员协助办案。那么,在员额检察官和检察官助理搭配的模式下,谁才是亲历性办案的主体呢?

 

 

 

根据“谁办案谁决定,谁决定谁负责”的要求,只有员额检察官才有决定权,而检辅人员只是在员额指导下参与办案,即只具有事务的办理权而无决定权,故员额才是办案的责任主体。在检辅人员责任承担机制尚未建立的当下,员额作为办案责任主体的地位将更加凸显。

 

 

 

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办案亲历性其实就是针对员额而言。换而言之,即在程序性和实体性办案工作中真正体现和切实发挥办案主体作用的是员额而不是其他司法辅助人员,这也是权责相统一的内在要求。

 

 

 

 

 

 

 

 

 

“办案亲历性”的逻辑

 

 

 

可能有人认为,强调员额的“办案亲历性”是否意味着凡事都由员额亲力亲为,那这样一来不是与专业化为目标之一的员额制改革相矛盾吗?

 

 

 

当然不是!

 

 

 

强调员额亲历性办案其实正是司法改革的内在要求,而不是相反。正如《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所规定的,“询问关键证人”“出席法庭”等事项必须由员额亲自承担,也即在那些必须由员额亲自承担的事项中,员额必须亲力亲为,而不能交由助理去完成。

 

 

 

也许会有人问:权力清单上不是明明写着像讯问、制作文书之类的事项,员额可以指导助理去做吗?难道员额不可以列出讯问提纲,让助理去讯问、(或书记员)记录吗?不可以让助理草拟案件审查报告、草拟法律文书吗?按照权力清单,的确可以如此,但如此一来,员额办案的亲历性将如何体现?

 

 

 

从实践来看,很难想象一个既不阅卷、又不参与讯问、也不制作文书的“三不”员额能全面了解、掌握案情,能够发现事实、证据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如此,对于那些稍疑难复杂的案子,员额不光要阅卷,还要做阅卷笔录、审查报告,只有如此才有把握真正吃透案情。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听人汇报百遍不如自己亲手把卷宗翻上一遍。制作阅卷笔录、审查报告的过程也不仅仅是打字、摘录那么简单,其中包含着承办人对事实证据的分析、对法律适用的思考。实践表明,很多问题都是在制作阅卷笔录的过程中发现的。

 

 

 

可以这么说,员额亲历办案是全面掌握案情的需要,是形成内心确信的基础,更是指控犯罪的信心和勇气的来源。在“谁办案谁决定,谁决定谁负责”这一要求下,员额亲历办案是必然,不亲历才是例外。

 

 

 

 

 

 

 

 

 

 

 

“办案亲历性”的保障

 

 

 

实践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办案亲历性”的落实和效果,值得警惕。

 

 

 

一是员额挂名办案。有的员额顶着案件承办人的名头,但办案事项却交由助理等检辅人员去做,自己完全成了名义上、形式上的案件承办人。在简易案件办理过程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这类案件由于案情简单、证据单一,即使甩给助理去办一般也不会出啥问题。

 

 

 

二是检辅人员不充分履职。由于案件不在自己名下,加之检辅人员本身也不想入额,导致压力不够和动力不足,既不主动承担办案任务,也不尽心尽力完成员额交办事项。办案似乎成了员额个人的事,与他们无关。

 

 

 

三是员额助理重复劳动。一本卷宗助理要看,员额更要看,由此产生了重复性劳动的问题。简单案件还好说,对于非法集资、贪污受贿、网络金融等人数多、卷宗多的涉众型、疑难复杂型案件,单是把卷宗翻一遍就要花费很长时间,更不消说弄懂吃透了。如果完全按照权力清单来分工,势必会影响办案效率。而且在审查逮捕环节,短短七天的办案期限(取保候审的除外)更不允许交叉阅卷、重复阅卷。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当前影响“办案亲历性”的问题:

 

 

 

1.健全员额检察官动态管理机制。员额检察官必须“以办案为中心”,禁止办“挂名案”。要构建能上能下的员额动态管理机制,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对于那些只有员额之名而无办案之实,只想员额待遇而不担办案之责的员额检察官,视情况作退额处理。以此倒逼实现入额必须要办案的司法改革初衷。

 

 

 

2.科学设置检辅人员绩效考评机制。将《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关于“检察辅助人员参与司法办案工作的,根据职权和分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落到实处。通过细化职权清单、职责分工,找准压实检辅人员承担司法责任的边界,以此改变 “谁决定谁负责,谁不决定谁就不负责”的局面,切实将检辅人员纳入司法责任规制的范围。目前,除了要对办案负责,就连像案卡信息填录、起诉书公开等事务也要员额“操心”,因为一旦出了问题,被通报的是承办人是员额,而不是检辅人员。因此,亟需改变这种员额“责任一肩挑”的局面。

 

 

 

3.坚决落实入额院领导亲自办案的相关要求。张军检察长曾强调“要坚持以上率下、以下促上,各级检察院领导干部都要带头办案,办难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如果连案件都办不了、办不好,那就要考虑是否还合适在领导岗位”。入额院领导亲自办案,带头办理大案要案疑案难案,不仅能充分激发广大普通员额亲历办案的积极性,更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最好体现。

 

 

 

 “司法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微观具体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司法人员要亲历”。

 

 

 

员额的使命就是办案。若不办案,员额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而离开亲历,办案则犹如“隔靴搔痒”“盲人摸象”。案件真相不会自己“送货上门”,它需要承办人抽丝剥茧般的探索发现。无论他人的办案水平多么高超,都无法替代亲手翻一翻卷宗所带来的价值。想一边喝着茶一边就把案件给办了,那是不可能的。

 

 

 

因故,无亲历,不办案。

作者:  编辑:杨威  
集群头条
案件发布
新媒体
微信
苏检联络
微博
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