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仙逝，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守夜人》成为余先生生前最后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自选自译的诗集。在这本诗集的责任编辑赛非眼中，余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赛非写给90岁的余光中，也可以说是她的编辑手札。

　　文/赛非

　　一枚叫做乡愁的邮票　　

　　我和很多人一样，对余光中的印象源于上世纪后期的《乡愁》。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小小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浅的海峡。约莫是在中学课本读到这首诗，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似是而非地读着，因其好听的音律而觉得欢喜。一晃也是几十年光阴。

　　大学时代才真正开始自由阅读，因文字洁癖而一直偏爱港台文学，习惯窝在图书馆，在《港台文学选刊》里寻找美丽而幽深的讲述，也陆续读了余光中，董桥，简祯，张晓风，西西，李碧华。文字各富异彩，都是我喜欢的类型。

　　离开校园，几乎毫无悬念，无缝对接地去了出版社。读了二十多年书的人决定继续读下去，并且以此为生。刚工作时主要做翻译文学，把文学史上那些视为丰碑的大咖一个个摘星似的摘下，至宝般捧给读者。只可惜有时囿于翻译质量，有时囿于文化差异、审美差别，许多好文学好文字，依然不被中国读者待见。每每看到流畅优美到忘记是翻译来的文字，这时真该为译者点一万个赞。没有自己做过翻译，恐怕永远不会知道这是怎样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出版工作满十年，愈发觉得自己无知而惶惶不安。这种学愈久越觉得没有学到的感觉，驱使你很想回到学生时代，再来一番大考前的恶补，然而却实在做不到。生活太容易陷于鸡毛蒜皮，理想也太容易毁于柴米油盐。常常会有一瞬间觉得脑中一片空白，所学所读所想荡然无存，就像个赤身裸体的婴孩，在宇宙中无处可归。

　　做编辑这一行，照理应该广博，做不成专家，至少得是“博家”。很可惜，目前，我还是连博都无法兼顾——一如当年执拗的偏科，彻底不兼容。喜欢的便一头扎进去，不喜欢的，退避唯恐不及。于是，我在文学里继续偏科挑食。我编辑的书，坦白说，都是自己的挚爱。这也许是身为编辑的自私，但也正是如此，我才能心甘情愿地善待我的书，善待我的作家。

　　与《守夜人》命中注定的相遇　

　　与一本你爱的书相遇，就是与命中注定者遇见的那种缘分。茫茫书海中，他/她一出现，你就知道，呵，是他/她了。结识《守夜人》，是一次刻意寻找中的不期而遇。我想找余光中尚未出版的散文集，却无意中发现了这部自选自译的诗集。它在台湾一版再版，列入中学读书推荐，余先生也在台湾专门谈到这本诗集，但简体字版却未曾出过。我当时想，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版权签署后，余先生表示要重新编写给大陆读者的《守夜人》，重新选目，重新汇集，重新编校，并且补上未完成的翻译。也就是说，尽管用了同一个书名，确是全新的《守夜人》。去年八月从台湾出版社处拿到第一批书稿，告知只是初稿，目录和正文都需要修改删补。当时余先生身体已经不太好，但一个月后还是陆续交来了其他稿件，除了一首诗歌《江湖上》的英文没有译好。去年十月底，我把缺了一首英文诗的校样发给余先生。十一月，余先生发来一个几乎每页都有手写改动的修改校样，并补上了那首新翻译的《江湖上》，还应我们的要求，为新版的《守夜人》亲手写下序言。十二月，三校样改完，邮件发给余先生，余先生当时病重在床，无法看字，是让家人把改动处读给他听，他点头首肯的。

　　电脑里关于《守夜人》的文件不下百个，我给他们分别取名、归类。其中“余光中修订一校、二校、三校样”“余光中修订手迹”“余光中手书书名”“余光中补译诗歌”是让我倍觉珍贵的。《查令十字街84号》里女作家海莲和旧书店的弗兰克，以书信谈文学谈藏书，深感知音难逢。与余光中先生的邮件，仅仅围绕《守夜人》简体新版的编校出版，却让我同时觉得欢喜、惭愧和遗憾。欢喜着与他的近距离笔谈，看他的校样让你肃然起敬，惭愧着自己一生也只能仰望这样的才华，遗憾的是，迄今未能去上过他的课，听一听他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