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刘红宇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最大外资流入国和对外投资合作大国，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对外经贸往来愈加频繁，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海外利益延伸拓展。与此同时，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经贸摩擦加剧，各国监管力度加强，我国企业面临的合规经营风险日益凸显。

　　目前，多个中国企业和公民因违反世界银行相关采购合规要求，被列入其“禁令黑名单”。有资料显示，美国蓄意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对我国企业发起单边制裁，仅2020年就将134个中国企业和自然人列入其《出口管制条例》实体清单，并极力干扰我国“一带一路”重大项目落地。从另一个侧面讲，我认为这同时也对我国企业提高风险预防、加强合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合规管理是企业国际竞争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高水平走出去、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途径。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不仅能达到遵守境外法律法规，减少被处罚的情况，同时也能达到提早识别风险，将被制裁的影响降低的作用。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加强企业合规工作整体部署，推动企业增强合规意识、强化合规管理，是助力广大企业更好应对外部风险、参与国际合作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有力抓手。我建议在四方面下功夫——

　　第一，统筹各方力量，构建企业合规公共服务体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连续2年对2300多家外贸外资企业提供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一对一”排查等公共服务，受到普遍欢迎，但仍不能满足企业快速发展的国际化经营需求。

　　对此，我建议整合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资委等部门和地方政府以及贸易投资促进机构、行业协会商会、专家团队等各方力量，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政策等支持力度，加快构建普惠式企业合规风险排查服务平台，提供更多专业化合规公共服务产品，不断扩大企业受惠面，以上带下、以点带面，率先对5G、人工智能、航运、新基建等重点行业和参与境外经营重点企业实现全覆盖。

　　第二，强化工作指引，提升企业风控意识以及合规管理能力。我在调查中发现，我国企业普遍存在合规意识弱、合规管理能力差、合规专业人才缺乏和合规文化建设欠缺等问题，相当一部分企业尚未建立合规管理体系。

　　我建议，更好发挥全国企业合规委员会等机制性平台信息咨询、行业引领、协同服务、推动行业自律等作用，定期发布企业合规年度报告。加强企业合规培训，提高风控意识，强化合规经营意识，引导企业重视结构布局、交易安排、产品链资源分配等风险以及劳工、环保、社会责任等问题，提升风险预防能力与合规管理技能。加大合规人才培养力度，开展企业合规师认证，打造国际化专业合规人才管理队伍。分析总结相关案例，形成可复制推广经验，建立行业合规管理标准，推动行业合规体系建设。

　　第三，加强网络建设，建立汇报机制，强化企业合规危机救援。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环境更趋复杂，发达国家对我国企业投资审查趋严，且常常以各种理由来限制我国企业参与交易。而我国企业大多不熟悉境外法律体制和合规监管要求，缺乏对合规风险的洞察和处置能力，对外投资合作受到较大影响。

　　我建议加强国别合规风险跟踪研究，依托全球法规网以及企业跨境贸易投资法律综合支援平台，及时对企业进行风险提示与预警。建立风险汇报机制，让企业在出现风险或者知晓可能出现风险后，能够及时向相关部门进行汇报。在出口管制、经济制裁、知识产权等合规风险较高领域，统筹国际国内资源，组织专家咨询论证，建立健全应急机制，形成全方位“救援网”，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第四，持续探索研究，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我国已出台《关于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的若干意见》《合规管理体系指南》《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国有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等标准和规范，为企业经营合规管理提供重要政策引导，但在合规监管刚性激励制度方面仍有欠缺，国家司法与行政机构合规监督协调性仍待增强。

　　对此，我建议借鉴美欧做法，稳慎有序扩大企业合规减免责任与处罚试点范围，对涉事涉案企业提出监管与整改要求，相应减轻可能削弱企业生存和经营能力的处罚，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合规监管激励制度，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加强合规管理，培育合规文化，依法合规经营，助推企业行稳致远。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周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