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黄传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次致敬英雄的写作。中华民族不缺少英雄，我们需要更多更精彩地书写这些英雄，让他们的故事广为传颂，砥砺我们的奋斗之志。

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有机会书写那些仰望星空的奋斗者，是一件令人憧憬的事情。《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正是这样的一次写作。

2020年1月6日，北京迎来新年第一场大雪，我冒雪前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开始了第一轮采访。在研究院办公楼门厅里，我第一次见到科学巨匠钱学森的塑像。他目光炯炯、神情坚毅，仿佛带领着中国航天人向太空挺进——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被誉为“中国火箭的摇篮”，行走其间，我仿佛穿越时间隧道，走进中国航天事业初创时期，被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深深震动。如同后来在采访孙家栋院士时他告诉我的那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我们国家的工业基础和科研储备而言，并不具备搞“两弹一星”的基本条件。正是因为党和国家下了铁的决心，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赤胆忠心、殚精竭虑地奋斗，第一代航天人兢兢业业、攻坚克难，才有了导弹升空、卫星上天。

爱国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这一点在中国航天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为了建设新中国，钱学森和“航天四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等冲破种种阻挠，毅然回到祖国。孙家栋一参加工作，便在钱学森和“航天四老”的领导下，他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身上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奉献牺牲精神。他后来常说的“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便是由此升华而来。这让我一下子抓住了人物的魂脉。我将书稿第一章定为“归来”，集中笔墨书写钱学森和“航天四老”归国。孙家栋与航天老前辈一脉相承，正是有了他们的言传身教，才有了孙家栋丰富灿烂的人生。

报告文学写作必须深入生活，贴近人物。接下来，我又紧锣密鼓地采访了范本尧、欧阳自远、叶培建、龙乐豪、杨长风、吴伟仁、姜杰等院士，李祖洪、谢军、张荣桥、孙泽洲等航天界专家。这些大忙人一听说我要写孙家栋，没有一人推辞，都挤出时间与我交谈。他们给我讲“东方红一号”、讲“嫦娥”、讲“北斗”、讲“天问”。那些感人的故事，那些精彩的细节，那些飞扬的激情，一次次打动我。于是，一个孜孜不倦、脚踏实地的孙家栋，一个勇挑重担、奋发图强的孙家栋，一个无怨无悔、航天报国的孙家栋，一个气壮山河、问鼎九天的孙家栋，在我的脑海中慢慢丰满生动起来。

孙家栋是坐着轮椅与我交谈的。这位成就卓著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朴素、随和、谦虚、慈祥，如同一位可亲的邻家老人，或是一位普通的退休工程师。他一再强调：“航天事业是集体创造的事业，首先是党中央正确决策，全国大力支持，你一定要多写写航天群体，多反映航天精神。至于我个人，就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

采访内容极其丰富，但写作过程仍然充满挑战。面对陌生深奥的航天科技、错综复杂的航天工程，我一时不知如何下手。只有老老实实、心无旁骛地阅读五六百万字的资料，最大限度地去消化吸收。当然，最终将中国航天几大工程梳理清楚，多亏几位航天界专家指点迷津，谢军、张荣桥、孙泽洲像帮小学生解题一样，为我讲解航天科技ABC。

写孙家栋，必须要写“1059”导弹、“东方红一号”、“嫦娥”、“北斗”、“天问”五大工程，必须向读者们阐述清楚这五大工程的科技含量、工程难度、科研成果。这些阐述专业性太强，甚至非常枯燥，但只有将这些问题讲清楚了，才能体现出孙家栋所作的贡献。所以，在部分章节中，我宁可牺牲一点儿文学性，也要将科技问题讲明白。

这是一次致敬英雄的写作。我非常清楚，对于共和国功勋孙家栋，对于中国航天的丰功伟绩，拙作只能算是一次简略的叙说。中华民族不缺少英雄，我们需要更多更精彩地书写这些英雄，让他们的故事广为传颂，砥砺我们的奋斗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