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齐书》所载，北朝良吏苏琼任南清河太守时，处理过一起乙普明兄弟的田产纠纷案。此案经年未决，兄弟俩各寻证人近百人，以证明自己的主张。苏琼召见乙普明兄弟并劝告众人道：天下难以得到的是兄弟，容易获得的是土地。如果得到土地而失去兄弟之情，那将得不偿失。言毕落泪，众人皆感泣。乙普明兄弟向苏琼叩头，请求到外面再商议。最终，乙普明兄弟分家十年之后又重新搬到一起居住。
兄友弟悌、家族和睦是传统社会的理想秩序，苏琼挽回本已破裂的兄弟情感、修复家族关系，可谓善治。其事载入史书垂范后世，亦属必然。然而，如果以现代法律人的视角审视，不免对该案的处理产生些许疑问：苏琼到底有没有划分清楚当事人所争田产的归属？循着这样的疑问重新审视案件的处理，可发现三条关键线索：第一，苏琼对田产归属置之不问，反而认为与之相比兄弟情感更为重要。第二，苏琼的劝谕并非只针对乙普明兄弟，还面向众人。正如史书所载“琼召普明兄弟对众人谕”（《北齐书·苏琼传》），众人才是苏琼劝谕的重点对象。第三，苏琼的劝谕方式在于以理达情、推己及人，即劝谕起于说理而终于动情，注重沟通自己和他人的内心感悟，实现情感共鸣。由此可见，在苏琼眼中，该案的焦点不在于田产划分，而在于兄弟情感的破裂。所谓的兄弟情感，本质代表着儒家思想所构建的传统社会秩序。苏琼欲实现的是对该案所损害的传统社会秩序的修复。他处理纠纷的思路与其说是通过以确定权利归属为核心的“定分”而“止争”，不如说是通过以传播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宣教”而“止争”。换言之，他赋予司法以宣教功能。这种司法模式不但可以化解个案纠纷，而且与其他社会治理措施相互配合，最终引导社会风俗、人伦秩序朝着符合儒家思想的方向发展。苏琼所采取的社会治理措施也印证了这一点。比如，他每年春天邀请名宿大儒到郡中讲学，下令禁止淫祠，要求婚姻丧葬合乎礼法，等等。
传统司法的宣教功能植根于儒家“德教先于刑法”的治世理念。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刑法虽能惩治匿行但不能规范邪心，邪心不除，则匿行不止；而德教在于感化人心，剪除邪念，使匿行自息，刑法不用。汉代政论家王符在《潜夫论》中亦言“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情而明其义，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潜夫论·德化》）。因此，良善的治理应当“任德教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优秀的治理者应当“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潜夫论·德化》）。刑法仅为推行德教不得已而采用的工具，而该工具的目标就是对自身的废置不用，正所谓“圣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盐铁论·后刑》）。与此相反，如果治世专用刑法而不用德教，那么这种治理之道就会被视为舍本逐末，违背天道。反观乙普明兄弟田产纠纷一案，苏琼为解决纠纷所采取的做法正契合了这一思想。他通过宣教实现了治民心的目的，不但让乙普明兄弟痛思己过，而且让众人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遏制了内心可能出现的纷争萌芽。
苏琼通过晓谕人伦情感的方式在司法中开展宣教，而传统司法的宣教方式实则灵活多样，受官员性情、案件争议焦点、当事人关系等因素影响。同样面对兄弟之间的财产纠纷，东汉桂阳太守许荆的反应则是对争讼者叹息自责，说道“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后汉书·许荆传》），于是转身让下属向朝廷上书陈述情况，请求将自己交付廷尉治罪。争讼者蒋均兄弟则醒悟悔过，各自要求接受处罚。面对经年不决的田产纠纷，东汉中牟令鲁恭则通过“平理曲直”，使不具血亲关系的当事人“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后汉书·鲁恭传》）。有时候，主政官员也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求得诉讼息止，进而让境内风化大行。据《魏书》记载，张长年担任汝南太守时，郡中有刘崇之兄弟分割家产。因家境贫寒，家中只有一头牛，兄弟为此争执不休，告到郡庭。张长年见状，凄然说道：“你们因为一头牛而闹到如此地步，如果有两头牛，每人得一头，就不会有此诉讼了。”张长年随后竟将自家的一头牛赐予他们，“于是郡境之中各相诫约，咸敦敬让”（《魏书·张长年传》）。
传统司法的宣教功能并非仅限于起诉或审理阶段，还延伸至事实和罪行明确的案件待决阶段。据《隋书》记载，有滏阳人焦通因酗酒成性、事亲无礼被从弟讼至官府。相州刺史梁彦光未急于治罪，而是将他带入孔庙观看二十四孝中“韩伯瑜母杖不痛”的故事。焦通由是感悟，悲愧交加，无地自容。梁彦光加以训诫劝谕后将其放回。焦通最后“改过励行，卒为善士”（《隋书·梁彦光传》）。甚至到了刑罚执行阶段，主政官员依然坚持推行教化、感悦人心。《晋书》记载了曹摅放囚归家的故事。临淄令曹摅在除夕巡查监狱，面对死囚，他甚为怜悯，说道：“新年乃人情所重之时，难道你们不想回家看看吗？”囚犯们哭道：“如果能够暂且归家，死无所恨。”曹摅力排众议，开狱放人，限定他们按期返回。而囚犯们皆如期回到狱中，由是“一县叹服，号曰圣君”（《晋书·曹摅传》）。这类故事之所以发生，核心在于主政官员以人情和仁德感化人心。
宣教功能是中国传统司法的鲜明特色，不仅让司法更柔和、更人性，更有效地解决和防止纠纷，而且有利于实现“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汉书·循吏传》）的善治愿景，对当代司法具有借鉴之用。但需明确，传统司法的宣教功能并不以权属定分为目标，甚至与之存在张力，这正是现代司法需要扬弃的部分。
（作者单位：四川轻化工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