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远

在主持完成“‘醉驾’行为的司法对策研究”课题后，我认为该课题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使课题结项报告中的未尽之意得到更加充分展现，并因此可以吸收相关的新信息、新研究，以推进该项研究更加深入、系统、完整。我将这个想法与陶加培博士商量之后，得到了积极响应，《“醉驾”行为的司法治理研究》一书的撰写由此开启。在确定了整体架构和各章节的主要内容之后，由陶加培执笔撰写。撰写期间，我们曾多次讨论，不断对书中的内容进行补充、修改和调整。本书在坚持了课题结项报告的基本观点的同时，也吸收了结项报告中的部分内容。

本书与结项报告比较，基本观点虽然并无根本的变化，但在诸多方面作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虽然对以往“醉驾”治理模式所取得的成效应予以肯定，尤其是其促进了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理念，并且对于抑制和打击严重的“醉驾”行为确有成效，然而，以往的“醉驾”治理模式并不能适配当下中国社会轻罪治理之需求。因此，一方面，我们的研究并非站在以往“醉驾”治理的对立面，而是为了在以往“醉驾”治理之基础上，更好地实现有效治理“醉驾”的目标。另一方面，应当认识到以往的“醉驾”行为治理所产生的问题，且这样的问题正趋于严重，亟待寻求“醉驾”行为治理的新方法、新途径，探索新时代背景下“醉驾”行为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促使对“醉驾”行为的治理，能够达到现代法治理想的效果。

第二，“醉驾”治理现代化转型应当先从更新观念开始，贯彻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包括轻罪治理理念和刑事一体化理念以及“行刑衔接”等理念，尤其应坚持在“醉驾”治理中的刑法谦抑的理念。借助新的理念，从诉源治理的角度，充分调动行政管控在酒后驾驶治理中的作用，在轻微且无危害后果的“醉驾”案件中，贯彻以行政处罚作为刑事处罚前置的治理思维。同时，要以社会现代化治理的需求为目标，从刑事实体维度和刑事程序维度全面完善“醉驾”治理体系。一方面，应当改变“唯血液中酒精含量”为“醉驾”的标准，充分发挥刑法中的“但书”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等规定在轻罪治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需要积极发挥刑事诉讼中的起诉便宜的作用，使相对不起诉等制度在“醉驾”这样的轻罪中能够产生有效的作用。此外，还应以刑事一体化为指引，释放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效能，使“醉驾”治理实现高效与高水平的统一。

第三，应将酒后驾驶的治理与“醉驾”犯罪的治理一体化，强调“醉驾”治理中的“行刑衔接”与“刑行衔接”的重要价值。鉴于以往“醉驾”治理模式过于倚重刑事治理的问题，只能在初期取得一定的治理成效，之后就会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的困境，而且越来越多的“醉驾”行为人被贴上犯罪者标签，承受与严重犯罪者相同的犯罪随附后果，不断增加社会治理的副作用。因此，应充分“用好用尽”行政管控手段，让行政处置成为酒后驾驶与“醉驾”治理的前置方式，将刑事处理作为最后手段。另外，对于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因符合法定条件而“脱罪”的“醉驾”行为，应当无缝衔接地对其行政处置，绝不能使其逃脱法网。由此可知，通过对“醉驾”治理由刑事的严厉转化为法网的严密，更好地实现对“醉驾”的治理。

当然，虽然这是我们在课题结项之后试图在本书中进一步阐述的三个方面，但可能并未实现这个目标。另外，还有一些对完善“醉驾”具有重要价值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述。例如，一些省、市虽然意识到了以往的“醉驾”治理所存在的问题，试图通过提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作为改变追诉“醉驾”犯罪的根据，其积极意义应予以肯定，但这却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且存在执法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因此，需要更明确论述，对“醉驾”犯罪这种(只是抽象危险犯)轻罪设定具有正当且有效的、统一的定罪标准与免刑标准，刻不容缓。又如，为实现行政管控与刑事手段在“醉驾”中的协调统一，就应充分调动行政执法人员参与“醉驾”治理的积极性，为此，除强化监督以实现统一执法之外，应当重点改革和完善绩效考评机制，使治理酒后驾驶、“醉驾”的违法犯罪行为，真正实现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