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的博士毕业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既是一篇哲学文献，也是一篇科学探讨文献。这篇论文讨论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差别，指出他们“关于科学的可靠性和科学对象的真实性的理论见解上的这种差别，体现在这两个人的不同的科学活动和实践中”。恩格斯也曾在1840年发表文章，对螺旋桨的作用及原理进行论述，指出“正是在力学这样的领域中，这种发明是天才的真正标志”。虽然此时恩格斯没有用“科技”一词，但这篇题为《螺旋桨轮船及其在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航运中的应用》的文章贯穿了科学思维，并且运用了“力学”这样的词。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史的科学剖析，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变革、生产方式革新、社会物质财富积累以及人的自由解放方面的巨大作用。在曼彻斯特工作期间，恩格斯深入调研工人生活区，于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阐述科学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指出：“科学，它的进步与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与人口的增长一样快。仅仅一门化学，光是汉弗莱·戴维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两人，就使本世纪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可见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与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人口与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地增长，而科学则与前一代人遗留的知识量成比例地发展，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同时，他还批判了斯密和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们的不足之处，认为他们忽略了科技的重要作用，指出：“劳动包括资本，并且除资本之外还包括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被马克思称赞为天才的大纲，也为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共鸣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惊叹于科技对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在关注科技对生产力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导致技术异化，造成社会危害。他们主张，科技的发展不仅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增加，还要能造福社会大众。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集成并升华了之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系统提出了生产力理论，全面阐述了科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认为，“科学的发展水平”是影响劳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其它因素共同决定劳动生产力水平。

作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发挥科学技术在推进党的事业中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党的使命和中心任务，都提出了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和策略。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把发展科学技术摆在重要位置，围绕军事斗争实践、打破经济封锁等制定相应的科技方针政策，领导建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等一批建制化的科技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制定科技发展规划，领导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改革开放迎来“科学的春天”，我们党充分激发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造活力，组织实施一系列重大科技任务，科学技术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经历了艰辛探索，取得了辉煌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大势，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坚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引领阶段，正在迈向科技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理论，从“创新”“高科技”“技术革命性突破”“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等方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作了界定，突出科学和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抢抓机遇，迎难而上，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