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到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中华文化确实有这样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国气度。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唤醒了世界各国对古代丝绸之路辉煌历史的丰富记忆，从历史的高度展示了中华民族从汉唐盛世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丝绸之路在新疆按其路线分为南、中、北三道，而史学界又因其上下跨越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按历史划分为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同时，丝绸之路又涉及陆路和海路，所以按线路又有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之别。陆上丝绸之路因地理走向不一，又分为北方丝绸之路与南方丝绸之路。
河西走廊集战略、贸易、文化为一体，直接关系国运的兴衰。借用贾谊《过秦论》的话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清人黄仲则《拟饮马长城窟》则驰骋想象，说是“绝漠愁胡眼流血”。本书第一篇《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即以此为背景展开论述。
东汉前期，受命出征西域的戊己校尉耿恭，得到当地土著“车师后部”民众支持，自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至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历时九个月，舍生忘死，守卫疏勒城，使匈奴切断丝绸古道的企图成为泡影。《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学》的作者敏锐地注意到，《昭明文选》中所收潘岳《关中诗》“重围克解，危城载色”句下，有李善注引班固的《耿恭守疏勒城赋》，虽然仅存一句，却是耿恭守护疏勒城的文学记录，与上述两首歌谣一样，成为中国文学与丝绸之路发生不解之缘的历史见证。
通往欧亚大陆，除传统的西域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广阔的草原丝绸之路。《穆天子传》说，周穆王从今天的长安出发，经由河套地区，西行至昆仑山，到西王母国。这些记载可能含有文学想象的成分，但从蒙古草原地带通往欧亚大陆的交流活动确实是很早就已开始，应当是古代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文献记载看，这条线路大体从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在这广袤的大地上，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异常活跃，《昭明文选》卷四十所收繁钦《与魏文帝笺》就展现了边地音乐的独特魅力。范子烨《呼麦与胡笳：建安文学中的草原音乐书写》一文，追踪蹑迹，章分句析，将诗歌、音乐、舞蹈融汇一体，为我们带来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无限风情。
李桃《〈历代西域诗钞〉中的皇甫冉和戴叔伦》以丰富的史料告诉我们，即便是那些从未到过边疆的诗人，也多写边塞诗，描绘想象中的边塞风情。晚唐五代以后，北方少数民族日渐强大，逐渐挺进中原，相继建立了辽、金、元等三个非汉族统治的政权。郑永晓《辽金元帝王与贵族的汉语言诗词创作及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一文，通过大量材料强调说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辽、金、元三代是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交互影响与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民族、地域、宗教、政治等多种因素与文化交织在一处，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新的影响。陈才智《元代西域诗人对白居易的受容》以白居易为例，段海蓉《元代西域文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途径探析——以廼贤、金哈剌为例》，具体而微地论证了元代文学如何汲取前代诗人的旧营养，走出自己雄浑独特的新轨迹。
2000多年前，广西合浦县是百越重要分支骆越人聚居之地，也是当时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素有“南珠故郡，海角名区”之称。合浦成为中原腹地与东南亚、南亚诸国交往贸易的远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之一，当为我国南部边疆较早的繁华都会。继合浦港之后，广州港从公元三世纪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至今长盛不衰。宋元时期，福建泉州刺桐港异军突起，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这里，至今依然保存大量的文化遗存。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中国与东南亚乃至欧洲大陆连接起来，中西文化交流从此开启新的局面。在合浦已经发掘的陈袤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琉璃、琥珀、玛瑙、水晶、绿松石等装饰品，还有印度、希腊风格的黄金饰品，完全可与大致同时期意大利庞贝古城遗址的出土文物相媲美。出土的琥珀，有相当一部分产于欧洲的罗马帝国，可以说是东西通商史上的重要见证。合浦本地不出产玛瑙，但汉墓出土了很多玛瑙器皿，且种类繁多。这些经合浦进口的精美的装饰品，很快就流传到内地。魏文帝曹丕有《马瑙勒赋》称其“出自西域”，美轮美奂，他赞不绝口。
15世纪前后，海上丝绸之路被卷入新的世界贸易体系与国际海洋网络中，欧洲的商人、传教士不断来到东方，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与欧洲文化的碰撞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从太仓出发，率领200多艘海船、2万多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造访爪哇、苏门答腊、古里、暹罗、阿丹、左法尔等30多个国家，最远甚至到达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部地区，前所未有地拓展了海上丝路。当时，很多文人学者，围绕这一重大事件，创作了很多诗歌。《明代丝路的诗歌观照》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梳理资料，展开论述，再现江山一统、四海咸宾的天朝气象。
近代以来，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海洋战略的重要性。魏源著《海国图志》，极力改变传统的以西北大陆为重心的关注倾向，呼吁人们重视南洋在军事、商业、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张重岗《南洋之为枢纽：亚洲想象与区域文化网络的重建》即由此入手，针对西方和日本有关南洋论述，反思历史，梳理近代以来中国关于南洋和东南亚问题的历史思考。
从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到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中华文化确实有这样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国气度。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唤醒了世界各国对古代丝绸之路辉煌历史的丰富记忆，从历史的高度展示了中华民族从汉唐盛世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孙少华《“一带一路”：研究“中华文学”的新契机》指出，这一战略构想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范围审视中华文化在边疆地区、周边各国互相传播交流的脉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视野，意义非凡。本书最后一组文章，尽管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但所论多与边疆有关。中国的丝绸之路，最初就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走向欧亚大陆。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只有亲历新疆，才能真正体会中国之大，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古往今来，很多探险家、政治家、文人学者，都曾有过到访新疆的经历，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中留下重要烙印。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描写丝绸之路的作品异彩纷呈，然而在传统的水墨画里，却难以看到西北风情。当代著名画家张仃晚年创作的《巨木赞》和《昆仑颂》填补了艺术史的空白。1981年秋，张仃赴新疆采风，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记，于是他创作了焦墨巨幢《巨木赞》。如果说《巨木赞》是据实写生，《昆仑颂》则是情感的凝聚。作者将天山与昆仑山合而为一，凸显出昆仑山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所享有的“万山之祖”的崇高地位，遂成登峰造极之作。李兆忠《从〈巨木赞〉到〈昆仑颂〉》一文对此作了有意义的探索。
当代作家张曼菱生在风景秀丽的云南，当她跨入新疆土地时，竟有一种跨文化的体验，极大地影响了她的文学观和写作方向。田泥《激情的样式》指出，张曼菱的新疆行，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也是作家介入社会现实的一种有效方式，更是一种释放生命激情的样式。
在当代内地学者中，恐怕没有人能像杨镰先生那样对新疆如此留恋。他作为知青在伊吾军马场度过青春时代，离开新疆后又近百次赴新疆作实地调查与研究。本书最后两篇评述杨镰先生的学术贡献和《全元诗》的学术价值，对他的业绩表而彰之。正如本书编后记所说，这本书与杨镰先生密切相关。可惜，他未及见到本书编成就意外离去，迄今整整一年。行文至此，益添宿草之叹。好在学术长存。本书借杨镰先生文章题目作为书名，既是切题，也借此略表纪念之意。
（作者刘跃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