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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气象
2020-08-24 09:41:00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贞观政要

  (唐)吴兢 著

  明成化元年(1465年)内府刊本

  

  盛唐格局:唐太宗的国家治理

  韩昇 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贞观政要》影响后世远播海外

  记者:任何历史研究都要建立在对史料的掌握与研读的基础上。我们今天谈贞观之治时,离不开《贞观政要》这本书,那么这是一本怎样的书?

  韩昇: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对这一时期的政治遗产,进行系统总结的就是《贞观政要》这部史书,它的作者是吴兢。

  吴兢经历了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时代,特别是从武则天时代起,他进入朝廷的史馆担任史官,接触到大量的官方档案,目睹了唐朝政治的风云变幻。《贞观政要》是在唐玄宗时代完成的。吴兢既看到了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的一面,也注意到了开元后期玄宗的懈怠。

  《贞观政要》的写作,有着很强的“以史为鉴”的目的,所以吴兢从贞观时代众多的档案中,选择了唐太宗和大臣们对于如何治理好国家的深入讨论、影响深远的诏书和奏章、历史事件、人物传记等,采撷节录,分门别类,构成十卷四十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军事、礼仪、教育等国家事务的主要方面,尤其对于治国的理念和基本方针,都有非常深入的记述。

  《贞观政要》成书后,很快就显示出重要的现实价值,玄宗以后的皇帝都曾努力研读,从中汲取治国经验,力图起衰振弊,实现中兴。唐宣宗甚至把《贞观政要》写在屏风上,诵读领会。《贞观政要》在唐朝作为祖训,备受推崇。之后的朝代也是如此,比如明代朝廷把讲读《贞观政要》几乎作为日课,明宪宗亲自推动《贞观政要》刊印,为之作序,大力阐扬。

  《贞观政要》还传到了国外,在东亚文化圈内的国家广泛流传,从现存的历史记载来看,日本是最早引进《贞观政要》的国家,相当于晚唐时代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里面,赫然可见《贞观政要》目录。从皇家政治到武士政治时代,日本的实际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研读《贞观政要》,设立博士宣讲,江户幕府时代制定的武士法度中,甚至规定天子必须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

  任用德才兼备的贤士治理国家

  记者:我们今天谈到中国古代的盛世,最先想到的也许就是大唐盛世。您如何看待大唐盛世?

  韩昇:大唐盛世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更何况这个盛世来之不易。在此之前的四百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非常短暂的统一:一次在西晋,西晋统一了37年,但只有10年是有效统治;一次在隋朝,隋朝统一了29年,统一时间加起来是66年,有效统治时间是39年,还不到这四百年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这四百年来,中国长期处在分裂的局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人能好好治理这个国家。我们知道曹操提出过“唯才是举”,提倡不问人品只求政绩的实用主义人才观,把德与才对立起来,水火不相容,这是非常急功近利的思路。唐朝立国后,不再提唯才士,而是倡导要用德才兼备的贤士治国。

  唐太宗说:“治安之本,惟在得人。”在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大唐盛世、贞观之治,与“得人”有莫大的关系。

  记者:能否请您举例说明当时如何得人与用人?

  韩昇:我想可以用马周来做例子说明。马周官至宰相,但他的出身很贫寒。马周是农家孩子,还是个孤儿,但他很喜欢读书。乡里人不理解,你不好好种田养活自己,读什么书呢,所以乡里人看他是败家子一个,马周在乡里待不下去,就到都城长安来了。

  马周在长安遇到了一个人,就是中央禁军的统帅常何。常何打仗不怕死,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但他没有文化,需要有个人帮他处理文件。会写文章的马周进入到常何的视线,马周在人才济济的长安找到一份这样的好工作,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更大的幸运还在后面。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要朝廷文武百官上书直言,分析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给今后的发展提出建议。常何把这事交给了马周,马周认认真真写了二十多条。常何交上去了之后,唐太宗一看,知道这肯定不是他写的,就问是谁写的。常何说是马周写的,马周就这样进入到唐太宗的视线。

  唐太宗认定马周是个人才,让常何回家请马周进宫来见。马周赶忙进宫,一路上遇到了好几拨人,都是唐太宗派来请他的。唐太宗说,常何家你就别回了,来宰相府里当差,在这里马周勤勤恳恳做了三年,三年考绩都是优秀,大家一片赞赏,接下来就提拔马周做了监察官。马周在这个岗位上也是忠于职守,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能经常敲响警钟。

  马周从常何的手下,一路被提拔到宰相,他肯定是有才的,也是有德的。马周替常何写奏章,完全没有想到为自己留一手,他把心底里想到的好主意全盘端出,考虑的不是谁的功劳,而是怎样才能对治理好国家有帮助。马周经常敲响警钟,要说一些刺耳的话,这就看出马周对于国家的忠诚。马周只活了四十多岁就去世了,他是用全部的生命去为这个国家工作而累死的。

  君臣相知相得是不易的事情。马周和唐太宗能相知相得,其实还是一片公心所致。魏徵和唐太宗也是如此。

  律令格式齐备,唐朝律法严格约束与监督官员

  记者:唐朝令人称道的地方,不仅在它的衣冠服饰之美、诗文之典雅,也在于其典章制度之完善。唐朝律法是如何约束与监督官员的?

  韩昇:唐朝对于官员的管理,注重依法管理。唐朝的法律体系很完善,分成四个部分——律、令、格、式,律就是法律,令就是政令。格和式都是对于官府的规定。

  “格”规定了官府的职责权限和具体办事的环节,十分具体而详细,它的时效性更加突出,所以唐朝一方面重视用法的形式规范官府,同时也注意经常清理这些有时限的规定,防止法条规定前后抵触,让官吏上下其手,对于同一件事情使用不同的朝廷文件,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所以,唐朝每隔一段时期就要重新整理编撰《格》,如《贞观格》《开元格》等,让依然有效的规定积淀成为经常性的法规,及时淘汰过时的法规。“式”是官府执行律令的细则和办事章程,所以它是按照朝廷各个机构编纂的,同样要根据不同的事务和时代经常修订。

  格、式非常细腻,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有什么样的权责,能干什么事,拿怎样的薪水,老百姓找你办事,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文件,通过什么程序,多长时间必须办出来,全部法定。这就使得灰色地带大为减少,也是对官员的一种约束与监督。

  记者:这是纸面上的规定,那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呢?

  韩昇:唐朝的成功之处,有一条就在于强化了对官员的监督,注重防微杜渐,所以对于小事严管。我举一个例子。唐太宗有一次到郊外行宫去避暑,路上住驿站。唐朝律法对驿站的运营也有详细的规定,因为驿站的开销非常大,管得不严,浪费就会很严重。随行的右卫将军陈万福不知道怎么回事,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马要吃麸皮,就是小麦磨成面筛过后剩下的麦皮和碎屑。陈万福想着马在路上还要吃,就顺手多拎了两袋麸皮走了。两袋麸皮算不上大事,但确实是公物。唐太宗知道了这件事怎么做呢?唐太宗在朝廷上宣布赏赐陈万福麸子,让他自己背回家去,这下子让陈万福羞愧不已,恨不得打地洞钻进去。一个人只要有廉耻之心,略施薄惩,就足以提醒他,使其刹住不正之风。

  从陈万福这个例子中,我们也能看出唐朝对官员的严管。严管有什么好处呢?其实严管是对官员最大的关心。大家一定要知道,其实培养一个干才不容易,这种小小的出格、犯规,就管住他、提醒他,就不会酿成大事。平时不严管,任由他泛滥,今天是两袋麦麸,明天就可能是两袋金子,到那个时候,事态就严重了。这样的严管,有助于当时保持一个良好的吏治,这是确保唐朝走向盛世的重要保障。

  (学者简介:韩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专注于魏晋隋唐史、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佛教史研究,著有《盛唐格局:唐太宗的国家治理》《隋文帝传》《东亚世界形成史论》等专著,译作有宫崎市定著《九品官人法研究》等。)(本报记者 易舜)

作者:  编辑:绪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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