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笑蕾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

　　一、基本案情

　　2017年3月，某甲以自有汽车作抵押向A网贷平台贷款70000元。平台以保证金等名义预扣5800元，甲实得64200元。约定两月内还清本金仅付利息755元；否则每月29日还款2900元（本金1000元、利息1900元）。甲未按时还清，按约还款至2018年1月。次年2月无29日，甲于3月1日打款未被划扣。次日，平台持钥匙将车开走，要求甲支付拖车费、违约金及欠款共96000元方可取回。甲无力支付，报案未果。平台所称拖车费实际并不存在。

　　二、分歧意见

　　本案在处理过程中，存在四种不同观点：

　　观点一：本案属于民事纠纷。甲未在约定还款日还款，对2月应还款项2900元构成违约，A平台开走抵押车辆系行使抵押权。虽然行使抵押权的手段有不合理之处，未与债务人甲事先协商，但仍属民事纠纷范畴，不应以犯罪论处。

　　观点二：A平台构成盗窃罪。平台将甲停放在家门口的车辆开走，未事先告知，事后亦未主动联系；当甲发现后联系平台时，平台提出甲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体现出对车辆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行为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

　　观点三：A平台构成合同诈骗罪。平台名义上贷款70000元，实际仅交付64200元，却以低息假象诱使甲签订合同；通过逐月递减本金仍按原额计息的方式隐瞒真实利率，使甲陷入错误认识而继续履约。此后又以不存在的2月29日为还款日肆意认定违约，开走车辆索要虚构的拖车费和高额违约金，对甲的财产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发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成立合同诈骗罪。

　　观点四：A平台构成敲诈勒索罪（未遂），同时与盗窃罪、合同诈骗罪成立牵连关系，应从一重罪处断。平台以不存在的2月29日为还款日肆意认定违约，秘密开走车辆，事后以不归还车辆相要挟，向甲索要虚构的拖车费、畸高违约金等明显不合理的费用，对超出合法债权部分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甲未支付而成立敲诈勒索罪未遂。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4条，实施“套路贷”过程中多种手段并用的，应当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处。

　　三、评析意见

　　笔者赞同观点四。本案中A平台的行为模式与《意见》列举的“套路贷”典型手法高度吻合，从司法解释与学理分析两个维度进行综合论证。

　　（一）本案符合“套路贷”的认定标准，应优先进入刑事规制视野

　　《意见》第1条明确，“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意见》第3条进一步列举了常见犯罪手法，包括：以“保证金”等虚假理由诱使被害人签订金额虚高的“借贷”协议；以设置违约陷阱、制造还款障碍等方式故意造成被害人违约，或者通过肆意认定违约，强行要求被害人偿还虚假债务。

　　对照本案事实，平台的行为模式与上述规定高度契合：其一，以“安装设备”“保证金”等名义预先扣除5800元，名义贷款70000元而实际交付仅64200元，属于“签订金额虚高的借贷协议”；其二，将还款日设定为每月29日，客观上造成2月不存在对应还款日的履约障碍，并据此认定甲违约，属于“设置违约陷阱”“肆意认定违约”；其三，开走车辆后以不归还车辆相要挟，索要虚构的拖车费和畸高违约金，属于采用威胁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据此，本案应认定为“套路贷”犯罪，而非普通民事纠纷。

　　需要指出的是，从程序法角度看，根据《意见》精神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中，若发现借贷行为涉嫌“套路贷”等刑事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这一程序机制对于打破“民事纠纷”的定性迷思具有重要价值。本案中，派出所以“民事纠纷”为由拒绝立案，恰恰违背了上述程序要求——平台的行为已具备“套路贷”的典型特征，应当进入刑事侦查视野。

　　（二）本案不构成普通的民事违约，也不构成单独的盗窃罪

　　首先，2018年2月本无29日，根据民法典关于期间计算的规定，还款日应为2月最后一日。平台以不可能实现的条件认定甲违约，显属恶意制造违约事由，并非正常的民事权利主张。

　　其次，抵押权之行使须以与抵押人协议为前提，债权人仅可就抵押物交换价值优先受偿，绝无径行取走抵押物之权。张明楷教授在论及分期付款买卖时曾指出，卖方在买方未付清价款前窃回货物，应认定为盗窃。其法理在于：买方对货物享有合法占有，破坏该占有的行为即构成盗窃。举轻以明重——在分期付款买卖中，所有权与占有相分离，破坏占有尚构成盗窃；本案中甲对车辆既享有所有权又现实占有，平台擅自开走车辆，更应被评价为对占有秩序的严重破坏。若此类行为不纳入刑法规制，民间借贷中的自力救济将失序蔓延。

　　就盗窃罪的认定而言，平台在甲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开走车辆，客观上符合盗窃罪的行为特征。然而认定盗窃罪的关键在于“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是否意图永久排除权利人对财物的支配。本案中，平台开走车辆后并非直接处分或隐匿，而是以此向甲索要赎车费用，其目的在于通过控制车辆迫使甲支付不合理款项。若仅认定为盗窃罪，无法完整评价后续的勒索行为。将前后行为作为整体看待，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更为周延。

　　（三）关于合同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评价

　　合同诈骗罪方面，平台以“贷款70000元、两月利息755元”的低息假象吸引甲签约，实际通过预先扣除费用、逐月递减本金仍按原额计息等手段，隐瞒了真实借贷成本。经核算，甲实际到手本金64200元，至案发前最后一期还款，实际年利率已达39.86%，远超法律保护上限（2018年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约17.4%）。更需指出的是，甲每月偿还本金1000元，本金持续减少，平台却始终按初始本金计收利息，若按此模式持续履约，甲在还清全部本金后仍须继续支付高额“利息”，足见平台计息方式的极端不合理性及其非法占有目的。平台在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隐瞒真实利率，使甲陷入错误认识而继续履约，对于超出合理本息的部分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该节事实符合合同诈骗罪的部分特征。但需注意，合同诈骗罪评价的核心是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骗取行为，本案中平台非法占有故意的最终实现，系通过后续扣车勒索完成。

　　敲诈勒索罪方面，平台以归还车辆为条件，要求甲支付并不存在的拖车费20000元、畸高违约金14000元及剩余欠款62000元，合计96000元。其中，合法债权部分仅为剩余本金及合法利息约56780元，超出部分约39220元纯属无合法依据的索取。平台以不归还车辆相要挟，使甲产生恐惧心理，意图迫使甲支付不合理费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因甲无力支付且选择报案，平台未能得逞，成立敲诈勒索罪未遂。

　　（四）罪数处理与定性结论

　　平台的行为链条可概括为：签订虚假低息合同（诈骗手段）→肆意认定违约并秘密开走车辆（盗窃手段）→索要不合理赎车费用（敲诈勒索）。前后行为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应从一重罪处断。《意见》第4条亦明确规定，实施“套路贷”过程中多种手段并用，构成诈骗、敲诈勒索等多种犯罪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处。综合全案，平台最终指向的是通过控制车辆非法索取超额钱款，整体以敲诈勒索罪定罪量刑更能全面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若查实平台系专门从事此类活动的犯罪团伙且多次实施，应结合《意见》相关规定综合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