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柏天文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检察院

　　一、基本案情

　　2019年底至2020年初，芮某某等5人被他人纠集，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某镇已被考古确认的土墩墓群区域内，于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内先后三次实施盗掘。第一次盗掘未获得物品；第二次盗掘挖出汉代二级文物金饼1枚、一般文物青铜镜1面及玉蝉1件；第三次盗掘因土层坍塌中止，未获得物品。经南京博物院鉴定，三处盗掘地点均位于汉代古墓葬遗址范围内，盗掘行为已对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造成实质性损害。

　　二、分歧意见

　　本案三次盗掘基于同一概括犯意，在紧密关联的同一墓葬群区域内连续实施，应整体评价为一次犯罪行为，不构成“多次盗掘”。但对于第二次盗掘挖出二级文物金饼的情节，是否应适用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盗掘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的法定刑升格条款，存在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不应适用该加重条款。理由是行为人主观上仅具有获取“墓葬内财物”的概括故意，对“财物”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珍贵文物”缺乏明确认知，犯罪意图局限于挖取具有经济价值的普通物品，没有对文物历史、艺术价值及法定等级的认知，而适用加重条款需具备“盗窃珍贵文物”的特定故意，本案行为人缺乏该主观要件。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适用该加重条款。理由是行为人明知盗掘对象是受国家保护的古墓葬，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挖掘，对可能获取珍贵文物持放任态度，具备刑法上的概括故意；客观上已实际盗得二级文物，造成更严重危害后果，主客观相统一，符合加重条款构成要件。

　　三、评析意见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芮某某等五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且应适用“盗掘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的加重情节，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幅度内，结合其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地位依法减轻处罚。具体理由如下：

　　（一）涉案文物属于珍贵文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条规定，可移动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其中珍贵文物分为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珍贵文物的认定需结合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由国务院规定的文物认定主体按照法定标准和程序确定，其核心特征是具有不可再生性，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案中被盗掘的金饼经鉴定为汉代二级文物，属于法律明确界定的珍贵文物范畴，其被盗流失对国家文物保护造成的危害远高于一般文物。

　　（二）行为人具备盗掘珍贵文物的概括故意

　　概括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身行为会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却对结果的具体范围、侵害对象或损害程度持概括性、不确定的认知心态，这是本案主观要件认定的核心。

　　本案中，五名行为人主观上完全符合概括故意的要求。其一，认知上，各行为人有罪供述相互印证，结合村委证言可知，其明确知晓案涉区域为已考古确认的古墓葬群，明知盗掘对象是受国家保护的古墓葬，主观追求的“墓葬内物品”必然是具有一定价值的文物，而非无价值物品，本质上蕴含对高价值文物的预见；其二，意志上，行为人对盗掘出珍贵文物持放任态度，盗掘前未设定明确目标物，秉持“挖到什么就是什么”的心态，未排除挖出珍贵文物的可能，符合放任的核心特征。以行为人系农民、缺乏文物专业知识为由主张其仅意图挖取普通物品，既违背其明知盗掘对象为古墓葬的认知前提，也不符合社会公众对“古墓葬内可能有贵重物品”的普遍认知，不能因职业、教育背景降低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

　　（三）盗得珍贵文物及后续行为印证概括故意

　　主观故意需通过客观行为印证，本案行为人的一系列行为，清晰佐证其对获取珍贵文物的放任心态。

　　首先，第二次盗掘挖出的金饼，作为贵金属制品，其外观、质地、重量明显区别于普通陶器、瓦片，即便未经专业鉴定，一般公众也能认定其为贵重物品。行为人挖出金饼后未表现出惊讶，反而默契交由纠集者处置，说明金饼未超出其“挖宝”的心理预期，其对高价值物品具有主观包容性。其次，盗得金饼后，行为人未停止犯罪、未主动上交文物或自首，反而继续参与第三次盗掘，印证其非法占有故意具有持续性、无限制性，对可能继续挖出的珍贵文物仍持放任态度。最后，行为人将盗得文物隐匿、交由他人处置以图获利，明确体现其非法占有目的，且该目的涵盖包括二级文物在内的全部盗掘所得，进一步印证其主观故意的概括性。

　　（四）符合加重条款的规范目的与构成要件

　　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将“盗掘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设为加重情节，核心目的是严惩造成珍贵文物流失、破坏的严重盗掘行为，守护国家文物安全与历史文化遗产。本案中，二级文物金饼被盗流失，其危害性远高于一般盗掘行为，若仅因行为人辩解无特定故意而排除加重条款适用，将背离立法初衷，导致刑罚与行为危害性严重失衡。

　　从构成要件来看，客观上行为人已实际盗得二级珍贵文物，满足“盗窃珍贵文物”的客观要件；主观上，行为人明知盗掘古墓葬，对可能包含的珍贵文物持概括故意，而刑法理论通说与司法实践均明确，加重情节的故意无需对加重结果有独立、具体认知，只要基本犯故意能够包容即可，本案行为人的概括故意完全涵盖对盗得珍贵文物的认识与放任，符合主观要件要求。

　　（五）适用加重条款是罚当其罪的必然要求

　　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基本原则，刑罚轻重需与罪行及刑事责任相匹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司法解释，盗窃二级文物对应“数额特别巨大”，单纯盗窃罪即可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幅度内量刑。而盗掘古墓葬罪不仅侵犯文物所有权，还破坏古墓葬本体，社会危害性远超单纯盗窃文物，若盗掘过程中窃取二级文物却仅在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将造成刑罚体系内部失衡，违背“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原则。

　　适用加重条款，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基准刑，是对行为人行为综合危害性的准确评价；结合五名行为人系受纠集参与、作用次要的从犯情节依法减轻处罚，既能严惩文物犯罪，又能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综上，从珍贵文物的法律界定、主观故意认定、客观行为印证、法律要件符合性及罪刑均衡原则出发，对芮某某等五人均应适用“盗掘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的加重处罚条款。

　　四、判决结果

　　2026年3月12日，检察机关以芮某某等五人犯盗掘古墓葬罪提起公诉，指控其具有盗掘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的加重情节。2026年4月2日，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认定五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且具备该加重情节，同时认定五人系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依法判处五人有期徒刑三年，适用缓刑三年二个月至四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