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旭伟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检察院

　　文/张泽宇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检察院

　　一、基本案情

　　李某明知“思诺思”（学名酒石酸唑吡坦片）属于国家明令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为获取非法利益，李某从药贩手中低价购入大量“思诺思”，并与王某（已死亡）合作，在线上平台以隐蔽方式进行高价销售。为规避监管，李某在寄递过程中将上述药品伪报为“中药材”，通过快递渠道发送给购毒人员用于吸食。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后，对上述全部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二、分歧意见

　　对于李某为牟利而贩卖“思诺思”给吸毒人员吸食的行为，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并无争议。争议的核心在于其寄递行为是否具有独立的刑法评价意义。对此，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通过快递寄送毒品的行为应整体视为贩卖毒品罪的组成部分，无需单独进行刑法评价。该观点认为，在当前的毒品犯罪中，利用快递等非接触方式交付毒品已成为贩卖行为的常见手段，系贩卖行为的自然延伸。具体到本案，李某通过线上联系买家、在线收款，再委托快递将毒品实际送达，其寄递行为应被整体评价为贩卖毒品犯罪中的交付环节。因此，李某仅构成贩卖毒品罪，不应再单独评价为运输毒品罪。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李某利用快递寄递毒品的行为在客观上实现了毒品的地理位移，契合运输毒品罪中“运输”行为的实质特征。李某主观上明确知晓“思诺思”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二类精神药品，为牟利仍将“思诺思”当作毒品进行贩卖，并通过快递方式伪报“中药材”予以寄递，主观上存在运输毒品的故意。因此，对其行为应整体评价为贩卖、运输毒品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寄递行为符合运输毒品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运输毒品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对于“运输”的界定，2012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第一条第五款已作出明确规定，“运输”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携带、寄递、托运、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运送毒品的行为。该规定明确将“寄递”列为运输毒品的行为方式之一，为认定寄递型毒品运输行为提供了直接的规范依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将运输毒品行为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行为并列，并规定了相同的法定刑，体现了立法者对运输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充分评价。

　　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的实行行为，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为运输行为的发起者和决定者。本案中，李某是寄递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其亲自将毒品交给快递网点、支付运费、填写寄递信息，对运输的起始、方式、目的地均具有完全的控制力和决定权。快递企业仅是其实现毒品空间位移的工具，而非独立于其意志的第三方主体。正如行为人雇用他人开车运送毒品仍构成运输毒品罪的实行犯一样，利用快递作为运输工具，亦不能改变其行为性质。

　　关于运输毒品罪的既遂标准，司法实践中已基本形成“起运说”的共识，即毒品在行为人意志支配下开始发生空间位移时，毒品一经起运即认定为犯罪既遂。之所以采用“起运说”，原因在于运输毒品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对毒品的管制秩序，一旦毒品在行为人意志支配下开始发生空间位移，对毒品管制秩序的侵害即已现实发生。在物流寄递型毒品犯罪中，毒品一经交付承运人并开始运输，无论接收人是否最终收到，对交寄方而言均已构成运输毒品罪既遂。本案中，李某将“思诺思”伪报为“中药材”交付快递寄送，毒品已脱离其控制并进入运输环节，客观上实现了毒品从甲地到乙地的空间转移，国家对该毒品的管制秩序已遭到现实破坏，其运输行为已经完成，构成运输毒品罪既遂。

　　运输毒品罪的社会危害性在于毒品借助运输行为实现了流通扩散，而不在于毒品的最终交付。即使毒品在运输途中被查获而未能实际送达，也不能否定运输行为本身对社会的危害。寄递型毒品犯罪“人、钱、毒”相分离的特点，使得运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加突出——毒品在运输过程中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一旦进入快递网络便脱离了行为人的直接控制，但也因此进入了社会公共空间，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本案中李某将毒品伪报为“中药材”的行为，恰恰说明其明知该运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通过欺骗方式规避监管，其主观恶性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均较为明显。

　　第二，运输故意独立于贩卖故意，二者可以并存。贩卖毒品罪的故意核心在于“有偿转让”，即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予以非法销售。运输毒品罪的故意核心在于“空间位移”，即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使其发生地理位置上的移动。两种故意的内涵和外延各有不同，不能因存在贩卖故意而否定运输故意的独立存在。

　　从事实层面看，李某的“伪报品名”行为为认定其独立的运输故意提供了关键证据。如果只是将快递作为交易完成的交付工具，行为人只需如实填写品名、完成寄递即可。而李某特意将“思诺思”伪报为“中药材”，表明其对运输毒品这一行为本身有清晰的认知和规避监管的意图，这已超出了单纯“完成交易”的贩卖故意所能涵盖的范围。伪报品名、选择隐蔽寄递方式等行为，是行为人主观上追求毒品空间转移的直接证明。

　　从法理层面看，将运输行为视为贩卖行为的“自然延伸”而予以吸收，在刑法上缺乏吸收关系的成立基础。吸收犯的成立要求前行为是后行为的必经阶段，或者后行为是前行为的必然结果，或者前行为与后行为具有伴随关系。贩卖毒品并不以寄递为必经阶段，完全可以通过当面交付的方式完成交易；寄递也不是贩卖行为的必然结果，当面交付的情况下并不伴随寄递行为。更何况，在“互联网+快递”模式下，双方通过线上平台完成合意和支付后，贩卖行为实际上已经结束，后续的寄递行为是在贩卖行为完成后单独开启的环节。既然不满足吸收犯的条件，对运输行为就应当独立评价。

　　从罪名结构层面看，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选择性罪名。选择性罪名的立法目的，在于针对毒品犯罪环节多、链条长的特点，规定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行为性质并列适用罪名，以实现对犯罪行为的全面评价。根据《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等相关文件的精神，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并有相应确凿证据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行为性质并列确定罪名，罪名之间不实行吸收。本案中，李某既实施了贩卖行为，又实施了运输行为，两者均有充分证据证实，应当并列认定为贩卖、运输毒品罪。

　　从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审视，运输行为本身使得毒品从一地扩散至另一地，扩大了毒品的传播范围和潜在吸食人群，这一危害后果是单纯的贩卖行为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如果仅以贩卖毒品罪一罪评价，将导致对同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不完整，所判刑罚可能无法全面反映行为的实际危害程度，与刑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立法精神相悖。

　　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阮某某贩卖、运输毒品案中，阮某某明知甲基苯丙胺是毒品而多次通过物流寄递渠道跨省贩运，其行为被认定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该案裁判要旨明确表明，不能因存在贩卖行为而否定独立的运输行为。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准确区分贩卖行为与运输行为，引导侦查机关加强客观性证据的收集固定，依法认定贩卖、运输毒品罪，实现对毒品犯罪的全链条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