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6日，公诉人当庭讯问被告人。

　　曾经为知名酒企提供过一段时间的法律服务，就利用所谓的“经验”干起了敲诈小酒厂的勾当。经江苏省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下称“经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25年11月27日，二审法院对一起以商标维权为幌子的敲诈勒索案裁定维持原判，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主犯张建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判处从犯王秀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该院针对发现的酒企行业商标使用问题，与酒业协会共同发布《商标使用自治规范》，推动规范治理。

　　“授权”幌子下的勒索陷阱

　　2023年夏季，宿迁某乡镇，青石板街道弥漫着酒糟清香。该镇“老作坊”酒厂的负责人老沈却无心感受这份酒香。一个叫张建的人在三个月前找到老沈，给了他一份盖着“A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和“B律师事务所”公章的《诉前和解告知书》。

　　自称是A知识产权服务中心老板的张建声称该中心是某大酒厂集团的御用维权机构，能帮小酒厂排查商标风险。老沈信以为真，当时就与张建签了知识产权服务协议，还交了2000元“调查费”。后来，张建突然发来侵权警告，告知老沈的酒厂涉嫌侵犯某大酒厂的商标，还需要交4万元费用才确保没事。老沈的“老作坊”酒厂刚接了40万元定制酒订单，一旦涉诉，原材料、生产线、工人工资全得打水漂。

　　和老沈一样遭遇的，还有镇上其他60余家酒企。这些多为家庭作坊的小酒厂，靠地域品牌生存，平时不太重视对商标法、专利法知识的学习，而张建恰恰摸准了他们这些小酒厂老板的“软肋”。

　　“我们做小本生意，哪懂这些？”另一家酒企老板老宋说张建曾给他发过一段语音：“老宋，我手上有你酒瓶的公证材料，你不拿钱，我就把材料直接报上去了啊！”

　　短短两周内，包括老沈、老宋在内的6家小酒厂陆续转账32.5万元给张建。收到钱后，张建安排女友王秀使用伪造的公司印章加盖在《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合同》上，要求企业盖章签字“完善流程”。王秀则将资金转入张建控制的多个私人账户，并删除部分转账记录掩盖资金流向。

　　揭开“维权”画皮

　　2023年10月初，老沈、老宋得知张建早已被知名酒企解除了授权，意识到被骗后报了警。随后，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张建立案侦查。经开区检察院检察官李学兵依法介入案件后，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只是诈骗，为什么所有被害人都强调‘害怕涉诉赔偿’？”

　　带着疑问，李学兵开始审查案件，发现张建与B律所的合作已于2023年6月14日到期，而所谓的“某大酒厂集团授权”纯属虚构。这些细节让李学兵意识到，张建的行为可能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2024年1月26日，经开区检察院围绕案件定性，向公安机关提出7方面16项侦查意见，要求重点引导核查被害人因恐惧而处分财产的原因、张建伪造授权的具体行为等关键证据。后公安机关以敲诈勒索罪向检察机关提请批捕。在审查逮捕阶段，李学兵又有了新发现，张建名下的公司账户里有两笔来自贵州的转账，备注均为“和解费”。“这两笔钱是否也属敲诈款？如果属于，其法定刑将升档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李学兵介绍说。

　　2024年4月22日，检察机关对张建、王秀批准逮捕，并列出8条补充侦查提纲，要求查清贵州两家酒企“和解费”的真实情况、资金去向。最终，查明张建、王秀的犯罪数额确定为80.3万元，其中既遂62.3万元，未遂18万元。

　　从个案打击到源头防控

　　2024年9月20日，经开区检察院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张建、王秀提起公诉。面对检察官的指控，张建在庭审中辩称：“我是在行使不安抗辩权！”“这只是强迫交易！”公诉人当庭反驳：一方面，B律所与A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的合作协议早已解除，张建无权以知名酒企合作方名义索赔；另一方面，被害人陈述及相应聊天记录均证实，张建以“移交线索+高额赔偿”相威胁，导致他们因恐惧而支付财物，这与强迫交易中“要求交易相对方接受不合理条件”的本质完全不同。该案经一审、二审，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案件办结不是终点。办案检察官发现，部分小酒厂之所以成为作案目标，根源在于“傍大牌”现象普遍——有的酒瓶包装模仿知名品牌经典样式，有的商标字体高度相似。为根治乱象，该院联合当地酒业协会召开商标规范培训会，为100余位民营酒企负责人专题授课，同时建议酒业协会委托专业机构对近百家企业的商标使用情况及时排查，并限期整改完毕。

　　该院还牵头召开民营酒企座谈会。会上，检察机关与酒业协会共同发布《商标使用自治规范》，72家企业签署合规承诺书。老沈说，如今酒厂再接到维权函，都会先核实对方资质、咨询酒业协会，“镇里几家酒厂正在酝酿联合注册新品牌，现在，我们要靠真本事闯市场！”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