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显示,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分别下降2.2%和9.8%,为近五年首次“双下降”。如何把“双下降”的成果巩固下来,把未成年人保护向好的态势持续下去?与会全国人大代表展开热烈讨论。

　　明确“惩”与“救”的边界,筑牢法治底线

　　“未成年人身份从来不是恶性犯罪的挡箭牌。”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医科大学发展规划与“双一流”建设办公室主任董伟在仔细研读最高检工作报告后,对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的内容印象深刻。他认为,这里传递的信号十分明确,既打破了“未到年龄就不用担责”的认识误区,又彰显了司法的刚性力量。

　　“这一严格的司法导向,正是通过具体案例和法律法规修订,慢慢渗透到未成年人保护的各个环节。”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沧州市第十六中学校长唐景丽格外关注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她介绍,此次修订完善了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相关规定,改变了以往对14周岁至16周岁未成年人违法后不执行拘留的规定,明确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违反治安管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以及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或者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执行行政拘留。新的规定对处于初中阶段这个违法风险上升期的未成年人,形成了直接且有力的警示,真正体现了“依法惩戒与教育挽救相结合”的原则。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沙宝琴表示,对于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机关应该始终坚持“零容忍”,同时对罪错未成年人,要努力做到“惩罚”与“挽救”的平衡,把“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落实到司法办案中。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诱因多样,其中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尤为突出。”沙宝琴代表关注到《第6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规模已经突破1.96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3%。但是,网络准入管理不规范、网上信息良莠不齐,正悄悄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隐形诱因”,“很多孩子的违法手段是从网上学来的,还有的被不良信息诱骗走上歧途,这需要在强化司法保护的同时,同步压实网络平台责任”。

　　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发挥教育挽救作用

　　采访中,代表们普遍认为,“双下降”的实现,既得益于前端司法惩治的发力,也离不开对涉罪及有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精准干预和温情挽救。而专门学校,正是落实这一理念的重要部门之一。

　　“以前看到穿着校服的孩子拉车门行窃,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汕头超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黄贵松说,“专门学校为迷途少年提供了专门的教育矫治场所,配备专业师资和矫治资源,能够针对性帮助涉罪未成年人纠正偏差、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重返校园、回归社会。”

　　据悉,检察机关积极促推专门学校建设,已实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覆盖。黄贵松代表说,2025年,他曾和汕头市检察院检察官一起,深入当地专门学校调研,既看到孩子们在专业引导下的明显转变,也注意到学校面临的师资不足、配套滞后等实际问题,并针对性提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配套设施的建议。他介绍,检察机关也主动发力,为专门学校规范运行保驾护航——通过选派法治副校长、帮助健全管理制度等,深度参与专门学校教育管理,帮助专门学校在管理上更规范、教育效果上更优化。

　　唐景丽代表表示,她在调研中发现,不少进入专门学校的未成年人,都来自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力的家庭,而部分网吧、KTV等经营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也成为未成年人走上歧途的重要推手。“专门学校的矫治是关键,但社会环境的优化和家庭监护的补强,才能让教育挽救取得的效果得以保持和巩固”。

　　补短板强弱项,凝聚合力构建保护大格局

　　在肯定司法、政府、学校三大保护成效的同时,代表们一致认为,网络、社会、家庭这三大保护是当前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短板,唯有补齐这些短板,才能推动“六大保护”真正形成合力,让“双下降”成效持续巩固。

　　“既然是合力,就得分清强弱,强的要继续保持,弱的必须尽快补上。”唐景丽代表直言,这也是她今后履职建言的重点方向。

　　针对网络保护短板,董伟代表建议,要大幅提高网络平台的违法成本,严厉处罚传播不良信息、诱骗未成年人的平台,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源头净化未成年人的网络环境。

　　社会环境的整治同样刻不容缓。唐景丽代表强调,部分经营场所为了赚钱,无视法律规定,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让这些地方慢慢变成了未成年人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的“温床”。“必须让法律禁令真正发挥作用,通过高额处罚、常态监管,让经营场所扛起社会责任,彻底清除这些违法犯罪滋生的土壤。”

　　家庭监护则被代表们认为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根本,也是最难突破的难点。沙宝琴代表坦言,她接触过的涉罪未成年人中,大部分来自留守儿童、单亲家庭,或是父母忙于工作无暇管教、缺乏管教能力的家庭,这些都属于典型的监护失职。

　　唐景丽代表说,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家庭教育指导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基层落实起来难度很大。基层政府在家庭指导机构方面几乎是空白,妇联、社区等组织虽有相关职能,却缺乏专业能力。破解这些难题,同样离不开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相关执法司法部门的强力推动,特别是司法办案的规范和引领作用。

　　“就像煤矿安全生产,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系统都可能失效。”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龙煤集团七台河矿业公司龙湖煤矿支柱厂副厂长杨会军表示,未成年人保护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希望检察机关和其他部门一道,充分发挥法律的刚性约束力量,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推动“六大保护”之间实现信息共享和行动联动,培育更多司法社会工作力量,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加快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态势“持续向好”。